孩子，上学去哪儿？

 

5月22日，距离北京市幼升小信息采集系统关闭还有10天。

虽然刚到早上9点，但太阳已经火辣辣的，当天最高温度达35摄氏度。距离北京市政府不远的地方，有100多人围在一起，中间被围住的人满头大汗，正在高声说话：

“大家不要激动，要理性，要团结，我们现在需要派代表过去说明情况。”

这些人大多30岁左右，女性居多，有的还带着孩子，基本都来自北京市昌平区。

“我们的孩子去哪儿上学？”她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没资格在北京上学”

在这100多人中，有个家长看上去年龄稍大，高高的个子，在人群中很显眼。她叫张华燕，因为穿着绿色的裙子，被其他家长们称作“绿衣大姐”。张华燕语带哭腔，但她的嗓门很大：“我们的孩子要上学。”

4月30日，《昌平区非京籍“五证”审核标准》下发，其中暂住证审核标准为父母双方持有暂住地公安派出所2013年12月31日以前制发的暂住证，且暂住证在有效期内。张华燕暂住证上的有效日期为2012年6月26日到2013年6月26日，不符合审核标准。

当时张华燕没有放在心上，“我们都觉得这个特别不合理，应该会有回旋的余地”。五一假期过后，她于5月4日第一时间到位于青年公园的街道办提交材料，得到的回复是“你的孩子没有资格在北京上学”。

张华燕在街道办遇到同样遭遇的家长。当天因暂住证不合格不能提交申请的家长有三四十个，“家长们一下子觉得问题严重了”。他们互留了电话，建立了“昌平幼升小”QQ群。这个刚开始只有几十人的QQ群，在随后几天迅速扩展为600多人，并且一直在壮大。群里面的人几乎都是暂住证出了问题，有的是断档，有的是父母双方只有一方符合条件。群情激奋后，大家冷静下来，开始商量对策。

陈平也是这个QQ群里的一员。他在北京读大学，毕业后留下来工作，在北京已经呆了16年。他的孩子读了3年的幼儿园，今年正到了幼升小的时候。得知自己的暂住证不合格，他又搜集了房产证、居住证、小区证明、就业劳动合同、个人所得税和水电费发票，希望可以派上用场，然而结果并没有改变。陈平很无奈：“这些材料都可以证明我们在北京呆了半年以上，为什么不可以？”工作人员的回答仍然是“我们只看暂住证”。

张华燕也开了同样的证明，得到的结果与陈平相同，但是他们去哪里都随身携带这些材料。

“我是房东，有房产证，但是没有办暂住证，孩子就不能上学。租我房子的租户，没有房产证，办了暂住证，就可以上学。这就是一个笑话。”陈平说。他们这些结伴寻找解决办法的人几乎都在北京有房产证明。“没有房产证明的人，基本上都不来，已经放弃了。”

5月22日这天，朝阳区的赵红也守在北京市政府附近，同样是为了孩子在北京上学的事情。虽然朝阳区没有在暂住证方面设置门槛，但是赵红们碰到了社保的难题。

去年幼升小信息采集的时候，赵红得到的信息是，她这样的农村户口，只需要“五证”，并没有提及社保。当时她就把家里的户口本、出生证明、结婚证等证件全都带到北京，无监管证明也早就开好。她原以为只要在规定的时间把这些材料提交给街道办，孩子就可以上学了。

4月23日，赵红无意间听到在另一个幼儿园上学的孩子家长说，幼儿园年前就通知让家长准备社保。她吃了一惊，请了假赶到朝阳区南磨房乡政府咨询，“当时工作人员说，有就交上，没有也没事。”说话间，赵红的语速很快，眼睛瞪得很大，双手摊开，顿了顿又收了回去。5月16日，她询问审核结果，答复是尚在审核中。20日，一直等不到消息的赵红按捺不住，再次到南磨房乡政府询问，这次的答复是审核未通过，原因是没有社保，她当时就蒙了。

南磨房乡政府为人民服务大厅门口，摆放着几块宣传板，上面贴着的文件列举了朝阳区非京籍父母办理借读证需提供的“五证”，其中并没有关于社保的部分。

“为什么不提早告诉我们需要办理社保？我们现在根本来不及补办。”赵红说。她手里拿着自己的工资条，上面写着4月份工资2000元。为了照顾孩子，赵红一直在北京打零工，从来没有办理过社保。她的丈夫是一名职员，公司只为他上了商业保险。

“时间来不及了”

这是张华燕经历过的最焦急无奈的5月。整整一个月她都没有去公司上班。她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眼睛下面有乌青的黑眼圈。每天清晨6点起床，她看一看熟睡中的6岁的小女儿，然后拿着红领巾和写着“我要上学”的白纸，与其他家长们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到街道办、小招办、区教委、市教委、区政府和市政府，希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心里很自责，没有提早做好准备，耽误了孩子的教育。”她说。

实际上，早在4年前，张华燕的孩子只有2岁时，她已经开始考虑孩子上学的事情。2006年她家所在的小区成为海淀区一所学校的学区房，按照协定，她的孩子可以优先入学。2010年，为防万一，她又在海淀区买了一套学区房。当时张华燕的心里踏实了，在她看来，该做的准备都已经做了。

去年她开始咨询居委会、街道办和学校，到处打听政策，单位这样回复她：政策还没下来，不好说。当政策最终出台，张华燕发现自己百密一疏，她被卡在了暂住证上。小区里与她有同样情况的家庭共有11户。她遇到其他区县的非京籍家长，发现不同的区县有不同的限制条件，“我听说通州是最严的，我们面临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孩子没有学上”。

不管她如何责备自己，也无法摆脱这种心酸的滋味。“我们犯下的错误，我们自己买单，请给我们一个机会。只要有一条补救的措施，或者给我们罚款，我们怎么做都行”。

张华燕反复到办事处询问，到教委打听情况，甚至和其他家长在回龙观镇政府前面喊了一个星期的“我要上学”的口号。

“刚开始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政府可能解决一部分，也可能不给解决，这些都不好说。”在张华燕和其他家长看来，这是对他们的搪塞。

如果说对于当时答复，他们还抱有一线希望，稍后几天，从市教委和市政府得到的答复则让他们开始失望。

“区政府告诉我们是市政府的事，市政府告诉我们权力已经下放到区政府。再后来就说开个会才能做决定。我们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张华燕说。

吴静和张华燕同属于一个小区，她和丈夫只有一方的暂住证符合要求。根据昌平区的政策，单亲家庭只需要提供一方的证明。5月21日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提交材料时却被告知只有在5月1日前离婚才算有效，婚白离了。吴静说，像她这样选择离婚的家庭，有几十例。

尽管家长们一再地互相提醒，要克制自己，理性地表达诉求，5月22日在北京市政府信访办门口，他们还是与警察发生了冲突，4人被带到东交民巷派出所了解情况。张华燕一直坐在派出所等她的同伴。第二天她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5点。她简单洗漱一下，又奔向昌平区教委。

赵红和她的同伴们几乎是在重复张华燕的生活轨迹，只是地点由昌平区换成了朝阳区。他们的时间比张华燕更紧迫，朝阳区提交申请材料的截止日期是5月25日24点。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并不比张华燕好。

5月23日上午，南磨房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只负责收材料。”中午，朝阳区政府信访办给他们的答复是：决定权放在乡里，去找乡政府文教科。下午，他们又去南磨房乡政府，信访办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只是政策的执行者，只能向上反映情况。我们已经联系文教科的同志，他们稍后就到。”直到下班，仅有一楼之隔的文教科工作人员都没有露面。

尽管家长们反复要求，南磨房乡政府一直没有提供关于社保的政策文件。一位家长愤怒地说：“有政策变化必须得公告。政策到底是谁制定的，请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的时间来不及了，可是我们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赵红说。由于一直不停地在说话，她的嗓子有些哑。她把背包里的面包拿出来看了一眼，面包已经有些味道，她又塞了回去。

5月25日下午，赵红从朝阳区南磨房乡政府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提交申请材料的人数为380多人，通过人数为88人，通过率为23%。这是提交申请材料的最后一天，他们在朝阳区教委呆到晚上7点40分，然后又赶到南磨房乡政府再一次提交申请。工作人员虽然收下了材料，但还是说：“就算我们收了，没有社保还是过不了。”

“我们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绝望了。”赵红说。说完这一句，她忽然嚎啕大哭。

“为什么不回老家”

这些天张华燕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回老家上学”。

张华燕老家在辽宁，1999年她和丈夫到北京中关村做IT业务。“外地人来北京打拼都是不容易的，我们也是一路艰辛走过来的。刚开始来北京，身家性命都压在这里。我们觉得这里是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挺憧憬的。”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从个体户发展为一家大公司，在北京拥有四套房子，“我们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生活圈子都在这里，北京就是我们的家”。

2005年她将父母和公婆接到北京来居住，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我们举家过来。老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不可能再回去了。”如果女儿回辽宁上学，他们家需要重新在辽宁买房，家里人面临分离的局面。“孩子只有跟着父母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都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回老家上学，对孩子来说人生地不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刚到北京时，张华燕居住的地方是昌平的庄稼地，一片荒凉。“我们外地人建设了这里。是不是现在不需要我们做贡献了，就要让我们离开？”

张华燕的大儿子3岁时随他们一起来北京，2000年儿子幼升小时，他们在北京还没有买房，父母也在老家。如果把儿子送回老家，自己不在身边教育，她担心儿子就算学习好了，性格也可能不好。考虑到儿子在北京能够增长见识，德智体美能有更好的发展，最终选择让儿子留在北京。在交了赞助费后，儿子很轻松地在家门口的一所学校上了学。当时的张华燕没有想到，10多年后她再次面临孩子上学问题时，更没想到会这么困难。

与张华燕一样，赵红也被问了无数遍“为什么不回老家上学”。

“要是家里什么都好，谁愿意背井离乡出来？”赵红老家在甘肃，很贫困。家里房子很小，如果全家人都回去，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她的弟弟在西安打工，老家只剩下70岁的爸爸和公公，孩子回家后会就成为留守儿童，没有人照顾。“国家正在想方设法地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可是这个政策分明就是在制造更多留守儿童。”

赵红在“南磨房幼升小”的群里很活跃。急脾气的她怕说错话误了大家的事，每次派代表交涉时总是主动退出来，只在后面不时地提醒家长们要克制。尽管在行动时她总是为大家加油打气，告诉家长们要相信政府，但回家后的她难以面对的是孩子的面孔。

赵红的儿子豆豆一直很活泼淘气，可是最近几天她发现豆豆很乖，她出门时豆豆都会哭着说，“妈妈，再见”。每天回家，豆豆都会问她一遍，“妈妈，通过了吗”？他对赵红说：“妈妈，就算不上学了，我也不离开你。”

家长们在一起互相打气时，只要说到自己的孩子，就会难得的轻松开怀。赵红给大家讲了豆豆安慰她时说的话：“妈妈，等我有钱了我给你买房车，在世界各地给你买车位，你想怎么停就怎么停。我们不要住在固定的地方，我们有房车，房车里面什么都有，我们想到哪个城市就到哪个城市。”

赵红听的时候很幸福，回味起来却很心酸。她不希望儿子这么小的年纪就接触到这些，但这些都不是她所能决定的。有些家长将自己的孩子带到乡政府和市政府，“孩子很聪明，他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希望把孩子带过去，让政府看看我们的孩子，他们要上学。”

李婷说：“孩子问我们他现在为什么不能在这上学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真的很难回答。告诉他，因为你学习不好，不是。因为你惹爸妈生气了，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外地人，可是我们不想这样说，不想伤了他的自尊。”

李婷和丈夫6年前来到北京，他们到北京来的一部分原因，是想让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走得远一点。在他们老家，很多留守的孩子十几岁就不上学了。

这些天李婷一直将孩子希希带在身边。希希3岁前是留守儿童，在老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3年前李婷将希希从老家接到北京，他每天躲在桌角说“妈妈我害怕”。一直到现在，希希不愿意和别人接触，说得最多的也是“妈妈我害怕”。李婷听到希希怯懦的声音，心里很不好受，她不愿意让孩子再次成为留守儿童。

5月24日早上下着雨，家长们在南磨房乡政府门口写“我要上学”的条幅，李婷让希希也过去写上。希希将“要”字写错了，修改后，他仍然觉得不好看。回去后的几天他一直在自责，他问李婷：“妈妈，是不是因为我的字写的不好看，所以不让我上学？”

“孩子，去哪里上学”

尽管时间很紧张，张华燕还是抽空去了一趟天津。她去天津的目的是买房。6月1日前在天津买房可以申请蓝印户口，她要为女儿以后的高考做准备。张华燕的大儿子是回辽宁参加的高考，在北京能考500分的他，在辽宁考了280分，连上三本的资格都没有。“儿子已经耽误了，不能再耽误女儿。”张华燕说。

提及去天津买房的事，张华燕急忙解释：“我不是要退缩，女儿在北京上学的事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她从同伴那里得到消息，北京市教委将会在6月30日前给他们回复。也许是已经失望多次，对于这个回复，张华燕没有把握，但她很坚定：“我们就算只有十几个人，也会找律师争取权益。”

张华燕的邻居，已经离婚的吴静，不得不选择妥协。她和丈夫准备回老家，先复婚，再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

妥协的不仅仅是吴静。尽管朝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说将会在6月18日前给他们答复，也会对审核没通过的材料进行复审，赵红的同伴们却每天都在减少。5月26日，他们的QQ群解散了，赵红也放弃了。她开始联系老家，为孩子回家做准备。“在知道市教委和区教委都没给肯定答复之后，我就陷入绝望之中，我不愿意再提这件事，也不再抱着让孩子在北京上学的希望。”

虽然同伴从最初的五十多人，减少到现在的二三十人，李婷仍然在坚持，她做梦都在想等拿到借读证一定好好睡上两天两夜。好几个家长生病了，参加活动的时候随身带着药，他们向单位请了假，决心不到9月1号绝不放弃。“这条上学路太难走了。但是我们一定不会放弃，一定坚持到底。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遇到困难不要退缩，不要害怕，现在我们遇到困难了，一定要努力争取，给孩子做个榜样。”

她再次地强调绝对不会回去，但她的表情茫然：“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我们的孩子该去哪里上学。”

她希望政府帮助他们把家乡建设好，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提高教育质量。“如果大家在家挣的钱和在北京挣的钱一样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很好很全面的教育，我们自然会选择呆在家里，还可以多陪陪老人，这样不是很好嘛。”

陈平抱怨：“我们在这里打拼多年，原本认为孩子在这儿上学是理所当然的。在这儿上学不是抢占教育资源，而是孩子呆在我们身边才能有良好的教育。”他表示能够理解这个政策，但是政策太突然，家长没办法应对。要是提前一两年通知，他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比如离开北京回到老家，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手忙脚乱。他与李婷一样，决定坚持下去，虽然不知道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奔走多日的赵红病倒了，她说：“我们就像带了一个玻璃罩，走啊走，好不容易走到这里了。人家拿着一个巨大的锤子，咣一声给砸了，我们只能重新来过。”她说完这一句，不愿再说话了。

（应采访对象的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实习生侯梦茹对本文有贡献。）

（本刊记者 胡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