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第一难题”背后， 是上海的城市发展史

人民日报记者   吴焰

抽水马桶、卫生设施，是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回溯城市发展历史的重要截面。

城市之痛

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定为“如厕史”。

沈辛成是。

这位1984年出生的上海本地人，教育经历颇有意思：本科，北京大学博物馆学专业；硕士，先后在复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考古学、博物馆人类学；博士，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攻读科技史。现在，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一名青年教师。

沈辛成自称有一段“童年阴影”。

普陀区曾经的“两湾一宅”地块，居民从狭窄的弄堂里错身走过。（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供图）

小时候，每逢周末，他常随父母去看望住在长宁区幸福村的爷爷奶奶。爷爷家是三层楼的旧式里弄房子，外表洋气，却无厕所。在楼梯下方的三角形空间里，放着一只手拎木桶，每天早晨倒一次。每个双休日，沈辛成去爷爷家前，先在家里“排空”，尽量不在爷爷家“方便”。实在憋不住了，也只能使用马桶解决。“全家人都用一个马桶，用盖子盖着。可那味儿，哪捂得住。”他每次必拿着风油精，放在鼻子前，“去味”。

“幸福村为什么没有抽水马桶？”童年记忆太深刻了，以至于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攻读科技史时，沈辛成毅然把博士论文定为上海给排水工程历史研究。

其实，这也是上海人的集体“阴影”。

在不少反映上海市井生活的影视剧中，都有上海人清晨倒马桶的场景。在1994年2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记者郭伟成在《小马桶困扰大上海》的通讯里，这样写道：

“大上海屋檐下，每天都有70万只马桶招摇过市。这可不是‘天方夜谭’。直到90年代的今天，在这个世界闻名的大都市里，还有几百万人每天不得不与马桶打交道。即便在南京路、淮海路这样有名的商业区，只要走进后街的小胡同，也能够寻到马桶的踪迹。”

“早先，弄堂里报晓的是粪车的铃声。随着叮当铃响，一声吆喝：‘倒马桶……’便是一呼百应，家家户户拎着马桶往外跑。”

招摇过市的“马桶”，其实是泛指。有的是体积大些的木质马桶，有的是塑料或搪瓷痰盂。皆因家里缺乏卫生设施，楼里没有公用厕所，或是几户人家合用一个卫生间，极不方便，于是家家自备一只马桶，每天清早，就拎着马桶走到弄堂附近的倒粪站。

很多人难以理解，解放前，上海就已经是“远东第一大都市”，电车、自来水厂等领先亚洲。无论是对现代事物的接受程度，还是城市基础、生活品质，在全国都是最时尚的，为什么在“如厕”这样一个关乎隐私、体面的生活需求方面，还有那么多人长期停留在“手拎马桶”时代呢？

马桶之困

“抽水马桶从来不仅是一只马桶，还是一整套城市治理理念、基础设施配置、上下游产业、市民生活方式。”这是沈辛成研究后的结论。在他看来，抽水马桶是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回溯城市发展历史的重要截面。

上世纪初，关于抽水马桶，上海曾发生过一起官司。

1914年，上海公共租界里，一位业主打算给自己新建的大楼安装抽水马桶。他向当时的工部局提出申请，但是，工部局却援引《建筑章程》第76款和《土地章程》第30款，明确拒绝这一申请。

理由是：装抽水马桶，就会彻底改变原有的体系甚至产业，“粪霸”“粪头”的利益会极大受损；水厕排污需要重新改造城市下水管网；抽水马桶的安装，还需要调整建筑规范乃至市政建设标准……

那场“官司”，结局是这样的：1915年7月，业主和工部局对簿公堂，最终业主被允许安装抽水马桶。于是，上海出现了第一栋合法合规安装抽水马桶的建筑，这就是“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曾经的麦边大楼（McBain Building）、今天的上海久事国际艺术中心，它位于外滩与延安东路的交会点上。

从这之后，抽水马桶开始走进20世纪初上海人的现代生活。但也像奢侈品一样，只出现在有钱阶层和上流社会。

为了处理水厕产生的污水，当时工部局选择了污水管网和化粪池并用的模式。“这个‘两分模式’，在百年之后，给上海打赢‘告别马桶’的攻坚战带来了先天困局。”沈辛成说。

因为建造大型污水管网成本很高，已建小区不可能拆掉地表建筑重新埋管，很多就使用化粪池模式。于是，在传统上海的城中心地带——黄浦、虹口、静安等局部地区，一直没有粪水下水道。这才有了当年家家拎马桶、户户倒痰盂的场面。

海派文化作家吾非羊曾撰文形容：“在一个几乎没有化粪池、排污管、抽水马桶的时代，上海人用木质马桶、粪车、清洁夫、粪码头和粪便回收等人员和器物设施，构建出一个近代城市排污公共卫生系统，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城市治理文明的重要部分。”

解放之初，上海500万人口中约80%的居民靠“拎马桶”生活。

马桶也成为上海人家的生活日用品，上海人对“倒马桶”也习以为常。甚至于，上海人结婚时，女方的嫁妆里一定要有马桶，漆成红色，贴上双喜，里面放红枣、花生、鸡蛋等讨口彩，叫作“子孙桶”。

尊严之盼

“手拎马桶”现象背后，也是一座超大型城市治理难题的真实截面。

上海的一些民居建筑，比如新式里弄、花园洋房和西式公寓，虽然很多年龄逾百年，但设计标准比较高，当初是有抽水马桶甚至高脚浴缸的。

梧桐区、法式洋房……黄浦区陕西南路39弄的长乐邨始建于1925年，曾被称为“梵尔登花园”。作为衡复历史风貌区内的优秀历史建筑，这里曾走出丰子恺、董竹君、莫非仙等名人，是许多游客的宝藏打卡地。

解放初期，这里还属于上海的“高档住宅”，一个门栋一户人家，独门成套的新式里套，有属于自己的卫生间、淋浴房、厨房间、大露台。

然而，人口激增，一个门栋拆成几户人家住，最多时，住了近30人。“上海屋檐下”“72家房客”，这些影视剧里的独特景象，真实还原了上海普通人家的蜗居生活。

今年88岁的裘宗河在长乐邨住了60多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曾和其他3户老人共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卫生间。

普陀区曾经的“两湾一宅”地块，居民在倒马桶。（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供图）

如厕要排队；洗澡要打水，拎着热水壶一遍遍从一楼走到二楼；高脚铁铸的大浴缸也成为居民的心病，其边缘离地近半米，对裘宗河来说，“进去好困难”。

花园洋房住进了“72家房客”，工人新村里一代变两代、成三代。人口的激增，造就了普通百姓的蜗居生活，也令“如厕难”问题加剧。

“杂居，混居，私自搭建……造成了上海人的居住面积和如厕难问题，在全国都是突出的，简危房、棚户区、成片的二级以及旧里住房面积很大。”老建筑档案专家娄承浩说。

资料显示：1990年时，上海人均居住面积6.6平方米，数十万家庭的居住面积不到4平方米，低于2.5平方米的还有3万户。

巴掌大的地方，承载全家老少的吃喝拉撒睡。连床都放不下，只能摆张折叠沙发，白天坐人，晚上拉开当床；厨房共用，厕所要么几家共用，要么干脆没有。哪里还有空间有个独立卫生间？

告别“拎马桶”，拥有独立的卫生设施，这个“一平方米的尊严”，成为无数上海人最渴盼的“梦想”。

现代化之路

2016年，正在佐治亚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沈辛成，看到一篇报道。

报道内容，是上海开启“一平方米马桶工程”计划。文中讲了南京西路一个社区，约500户居民，终于用上抽水马桶，不再出门倒马桶。照片上，一位老奶奶面对着家中的抽水马桶，笑得非常灿烂。那一刻，沈辛成想起了自己已经离世的爷爷。他很想了解，一个独立的抽水马桶，对上海人意味着什么。

沈辛成开始研究抽水马桶的工程技术史，研究这座城市的痛与笑。他发现，上海人告别“拎马桶”的过程，正是这座城市旧居改造、城市更新的过程。

1990年代，上海推动“365危棚简屋”改造和旧住房成套改造；2000年以来，上海持续加大旧改力度，对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进行改造。手拎马桶渐渐退出上海市民生活。

“过去40年上海城市的大发展史、民生改善史，就是一个‘去手拎马桶化’的过程。”沈辛成感慨。

时至2023年，上海手拎马桶存量已大幅压减，最终仅剩的14082户“拎马桶”点位，成了“硬骨头中的硬骨头”。

因为这14082户，改造难度极大：市政配套落后、中心城区空间局促、邻里关系复杂、改造成本巨大。上海探索“抽户搬迁+保护性修缮”等模式，在“螺蛳壳”里做民生“道场”。

“时代的惯性，塑造我们对‘现代’一词的认知，殊不知现代化的征程并不是被某一种技术的问世而托举的，归根结底还是在人，还是在政治决心。”沈辛成与学生、网友分享着自己的观点：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鲜明特征中，就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始终追求协调发展。

2020年12月9日，在杨浦区杭州路471弄的老房子里，邱燕萍沿着阁楼楼梯走上来，头顶后是仅够一人使用的卫生间。（图/新华社记者方喆）

2020年12月30日，邱燕萍在动迁到青浦区的新房子里打扫宽敞的卫生间。（图/新华社记者方喆）

“老弄堂的卫生窘境成为过去，逼仄阁楼有了独立卫浴，让斑驳砖墙间升起现代生活的温度。这场‘一平方米革命’，串起了从除疴去弊到品质跃升的民生脉络。”在沈辛成看来，上海的现代城市发展史，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人民改造环境、改善居住条件、打造宜居生活的历史，“既波澜壮阔，又细致入微”。

原文刊载于2025年第25期、12月8日出版的《民生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