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人文遗产的当代人文生态价值

人文生态价值是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将人文价值与生态价值相结合，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强调生态系统的自然价值、生命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支撑作用，同时注重生态系统与文化、精神和社会层面的价值联系。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兼顾保护与发展是我国在经过国家公园长期试点和创建之后，国家层面对建设国家公园的人文生态价值的更深层认识。

人文生态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理论内涵。马克思生态思想是基于马克思从自然和人文两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形成的，其中的人文生态思想包含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统一和以人为本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存在于自然界之内，不能把人类摆在自然界之外，更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而是休戚相关的有机整体。”马克思还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即人通过劳动在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生态思想把生态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溯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生态思想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对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2021年第一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之一，作为其中唯一的世界双遗产地，武夷山国家公园具有独特而优越的人文生态特质。武夷山因茶而兴，其山水茶园景观直观地映射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整治茶园和发展茶园绿色经济也是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发展目标。传统茶园体现了马克思生态思想中“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千年历史过程，茶园的耕作又凝聚了根植于“物质变换”的传统劳动和生态智慧。劳动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基石，马克思生态本体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劳动过程嵌入伟大的自然联系之中”。因此，从生态和人文两个维度阐释武夷山传统茶园的人文生态价值，能在本质上体现出国家公园作为中国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先锋、抓手和最佳展示窗口的作用和价值。

本文从武夷山传统茶园人文生态价值的探究入手，探讨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文化沉积保护和原住民传统文化传承问题。这也是客观研究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视角。截至目前，研究国家公园保护和发展问题的学术成果多集中在国外经验总结、建设理念与途径、管理与治理、规划体系模式、特殊产业经济等方面。在国家公园试点阶段，相关研究更集中于探讨国家公园体制机制的健全和完善。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之后，有关国家公园发展方面的研究明显增多，如：何思源等探讨了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强调社区生计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是建立良好社区与自然保护地关系的基础；秦子薇等从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的生计转型与保护目标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了社区居民在资源利用、产业转型、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实践，并提出社区居民的生计转型受到政策、市场、文化、资源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社区参与和利益相关方的协作是实现可持续生计转型的关键；李款等就我国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管理问题，分析了国家公园在资源保护、生态管理、社区参与、资源利用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张丛林等探讨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分析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进展、问题和对策，并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采取制度创新、市场机制调试、社区参与等多方面措施，从而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

由以上相关研究可知，现阶段关于国家公园发展机制和建设目标的研究成果多从生计转型、生态价值实现和评估、产业发展模式探索等经济学视角展开，鲜见从传统文化传承和价值利用的角度探讨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仅停留于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这一物质层面的研究，难以充分体现国家公园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责任与使命。鉴于此，本文从人文生态价值视角研究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传统茶园，探究国家公园地域性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理念和当下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茶园：武夷山国家公园发展的重要客体

“武夷山国家公园原住居民是典型的山居人家，他们与茶的关系无不折射出生产劳作中的生态智慧。古茶园与周边自然环境形成了‘林－茶－水’的景观格局，体现了古代武夷山原住居民对生态保护的重视。武夷山古茶园在选址布局、环境营造和耕种管理等方面的生态智慧值得当代人学习，同时也为武夷山国家公园实现共建共享路径从多方面提供了丰富而多元的创意。”曾任福建农林大学校长的兰思仁对武夷山国家公园古茶园的人文生态价值作了精辟的阐释。同时，他的阐释也进一步印证了作为人文遗产的武夷山传统茶园蕴含的马克思生态思想。

茶园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建设和发展中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其对于武夷山国家公园而言是将自然和文化相融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要素。茶园内嵌于国家公园保护和发展之中，既反映出武夷山国家公园复杂的人地关系，同时又成为构建武夷山复合生态系统的主体，体现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武夷山茶园传承千年，有序发展背后必有其独特的人文基因密码，深入研究武夷山传统茶园人与自然长期和谐共生的内因，重新发现传统茶园的人文生态价值，是研究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和发展的重要落脚点和主要标的物。

（一）茶业蕴含武夷山国家公园复杂的人地关系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中面积最小、园区内人口基数最大、较完整地保留了传统原住民经济发展区域和模式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传统利用区为原住居民生活和生产的区域，主要包括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九曲溪上游保护带及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村庄等区域。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涉及原住民4.58万人，江西片区涉及原住民约2万人。此外，武夷山国家公园涉及的社区80%以上以茶叶生产为主产业，毛竹种植次之。据统计，在武夷山市、光泽县、建阳区及邵武市4个县（市、区）的9个乡镇（街道）的29个行政村、2个林场和1个农场共32个行政单元中，主要产业涉及茶业的有22个村、1个农场和1个林场，其中以茶业为单一产业的有7个村，具备茶业和竹业两项产业的有11个村、1个农村和1个林场，其余4个村除了茶业还发展农业、林业、养殖业、旅游业等；主要产业不涉及茶业的7个村和1个林场，其中有2个村以旅游业为单一产业，其余5个村和1个林场的主要产业包括养殖业、水果种植、烟叶行业等。

从上述人口数据和产业概况来看，武夷山国家公园面临着比较严峻的人地关系问题。但对武夷山国家公园产业总体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其茶园生态与国家公园建设价值立场并不相悖，只是茶园存在的无序开发现象不符合国家公园建设目标，但这一现象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阶段已经得到了全面整顿和深入治理。武夷山茶产业之所以能够存续千年，既得益于自然的无私馈赠，又得益于历史悠久的人文生态价值的附加，两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共同促进武夷山茶产业的不断繁荣。重新汲取传统茶园的生态理念和生产模式，有利于武夷山国家公园在建设过程中平衡保护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草案）》第一章总则第四条规定，国家公园建设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生态保护第一原则，统筹保护与发展，突出国家代表性和全民公益性，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社会共享的机制，最终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的统一。此项规定显著拓展了国家公园的传统定位。在国家公园制度设计之初虽已强调兼顾保护与利用，但“利用”主要指为公众提供公益性服务。总则第四条则将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至法律高度，标志着我国对国家公园价值认知的深化。这一深化植根于中国国情：其一，我国国家公园普遍人口基数大、人地关系复杂多样。国际经验表明，生态移民往往弊大于利，而保留原住民必须解决其可持续发展问题——人地关系的不可持续性终将危及保护本身。其二，我国国家公园多蕴含重要的历史文化积淀与文化遗产，其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紧密附着于物质载体，若移除承载者，所保护的文化景观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国家公园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其设立与管理无法脱离“人”的维度。忽视人的地位与作用，便无从构建真正的“人地关系”；缺乏人的参与和福祉提升，国家公园便失去了其根本意义。总则第四条对民生改善的强调，正是对人地协同核心理念的立法确认。武夷山因茶而扬名，因茶而发展，没有了茶业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也将失去最宝贵的人文生态价值。

综上所述，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一个人地关系相对复杂的生态系统，在平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问题比较突出。其处理人地关系的核心就是协调茶产业经济活动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解决武夷山国家公园人地关系问题时，不仅要综合考虑生态保护、社区发展，还必须考虑保护文化积淀、传承地域非物质文化等多重因素，通过灵活的管理和政策设计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复合生态系统

武夷山于1999 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名录》，是我国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中唯一的世界双遗产地。武夷山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然与人文紧密融合，其独绝的自然山水吸引了历代高人雅士游览隐居、著述授徒。其中，武夷山茶文化是复合了自然与人文双重内涵的世界遗产，不仅融合了三教文化，引申出诗词文赋石刻文化，还成为千年来依附生态地域环境而形成的地方支柱型产业。因此，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茶园是自然和文化双遗产相互融合的统一体，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

基于茶业经济对生态条件的高要求，武夷山长期以来保持着丰富和谐的自然文化环境，被公认为我国经典的“生态城市”。“生态城市”是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指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态良性循环四者保持高度和谐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城市”这一指称不仅意味着武夷山的原住民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价值观，而且要求它的经济始终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模式，即经济发展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和保护生命支持系统。由此可见，武夷山围绕着茶业经济而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符合国家公园的建设理念。

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发展依附于茶业经济。茶业不仅保障武夷山原住民的发展权益，而且其绿色发展理念也符合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的要旨。绿色茶业首先依赖武夷山独特优越的生态环境。武夷山地处地球“黄金纬度”（北纬25°~35°）内，境内溪流纵横、群山耸翠、云蒸霞蔚、迷雾环绕、碧水丹山，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优越的生态环境。自古名山出名茶，武夷茶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茶区内早已形成具有历史人文传统的“名山场”标志产品，将茶园的人文生态价值直接体现为茶的价值。而品味极佳的高价值成品茶，除了凭借独特的自然生态条件之外，还要求茶农对武夷山茶园传统耕作技术不断进行保护、传承和创新。

传统茶园的耕作理念和技艺是茶园作为武夷山国家公园人文遗产的重要文化遗存，是经历了历史考验的、可持续发展的，以生态技术为支撑的种植模式，是武夷山国家公园发展延续的根本。茶园是武夷山人地关系的结点和真正的承载客体，是茶业所附加的人文生态价值的核心要素。武夷山茶业支撑着武夷山社会－经济－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和谐运转。从国家公园的建设与发展看，茶园既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和治理的主要客体，也是发展绿色生态经济的物质主体。因此，茶园的人文生态价值使它成为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和发展的核心要素。

武夷茶地理标识：早于国家公园的人文生态价值标识

武夷山与武夷茶是互相成就、融为一体的。每当提到武夷山，“武夷茶”就会同时映入人的脑海，这是蕴含历史文化的地域标识。2002 年，武夷岩茶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名录（原称“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在这之前，17世纪西方人已经用“BoheaTea”（武夷茶）来专指武夷红茶了，这个福建方言词汇便成了武夷茶在海外最早的地理标识名称。地理标识蕴含着地域性物产所处的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武夷山茶园是地域大生态和山场小环境相融合的代名词，是外在的地域标识和内在的人文生态价值的统一体。这一地理标识远远早于国家公园的建立，却在今天成为了国家公园具有珍贵价值的人文遗产。

武夷山茶园因“自然山水”的差异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茶园就是武夷人所说的“山场”，山场往往有独特的小气候，也就是茶生长的小生态环境，这是决定武夷茶内在品质的生态基础。古人对此早有认识，陆廷灿的《续茶经》引《随见录》记载：“武夷茶在山上者为岩茶，水边者为洲茶，岩茶为上，洲茶次之。”“岩”与“洲”是狭义茶园最基本的类型。广义的茶园就是“武夷山水”，所谓“好山好水出好茶”，林馥泉所言“武夷岩茶可谓以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岩骨坑源所滋，品具泉冽花香之胜，其味甘泽而气馥郁”，现在看来，也是从茶园生态视角对武夷山国家公园独特生态环境所作的客观注解。

（一）自然山水孕育了茶园的生态价值

生态价值是人文生态价值中自然生态维度的价值体现，指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所具有的价值，不仅包括生态系统提供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利益，还涵盖了生态系统的地域、环境价值。武夷茶的生态价值出自其生态环境的天然资本，其内涵深刻体现于武夷山时空的特殊条件，并通过其地理标识形成广泛的认同。茶园的生态价值也成为武夷山国家公园丰富生态价值的折射。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中国东南大陆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也是许多古代孑遗动植物的避难所，被中外生物学家誉为“植物宝库”“蛇的王国”“昆虫世界”“鸟的天堂”“世界生物模式标本的产地”，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自然生态素材的宝库。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茶园的绿色发展得到保障，反之，茶园的生态耕作也能极大限度地平衡国家公园的发展与保护。

武夷山山水与茶园内在的生态性关联，散见于自古至今的多种文献资料中，或以自然科学的术语注解，或以人文性的诗文褒扬，构成了各自的认知体系，但总体上形成了共通的跨学科的山水茶园生态观。早在1848年伦敦朗文出版社出版的塞缪尔·鲍尔的茶业著作《中国茶叶种植与生产概况》中，西方世界已经准确地定位出武夷茶区的地理范围，据该文记载：“外国人通常知道的茶可以分为两类：乌茶和绿茶……英国进口的茶叶中，乌茶占了十分之八，这些乌茶主要产自福建省建宁府地区。根据耶稣会传教士1710年到1718年之间在当地的观察，武夷山（被欧洲人误称为Bohea） 坐落于建宁府的一个特定区域，距离北纬27°47′38″的崇安县10公里左右。”鲍尔不仅详细了解武夷茶产区的地理范围，而且对乌茶的认知也十分深入，其相关知识的主要来源是当时的《武夷山志》。通过学习这些文献他学会了区分岩茶和洲茶，从地理区域的角度了解了正山茶、半山茶和外山茶的品质差别。在这个认知过程中，鲍尔深刻领悟了武夷山能产出“最好的乌茶”的根源在于茶生长的自然生态环境。他在书中写道：“在福建的所有山中，武夷山的山和水都是最好的。武夷山高耸入云，崎岖陡峭，山环水绕，鬼斧神工，它的美无可比拟……它的名声主要来自它的物产，其中茶是最著名的。”做了十二年茶业评审官的鲍尔，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武夷茶的研究却已十分科学。他不仅精准阐释了自然地理条件（尤以地势影响光照为要）对茶叶品质的塑造作用，更将研究纵深至土壤的化学分析：通过比对19 世纪末两位化学家对日本茶园土壤的组分分析，横向参照爪哇、印度茶区的生态条件，并引入意大利、瑞士葡萄园的土壤案例，构建起跨作物、跨地域的农业土壤比较体系。他写道，山水作为茶的自然生长条件，相关的海拔、气温、土壤和光照综合作用孕育了“最好的武夷茶”，同时又因为综合作用的不同进一步根据山场的区别对武夷茶做出了区分，如“北山出产的茶是最好的”。可见，在近代西方科学视角下，武夷山山水与茶园的系统性生态关联已获实证支撑——这不仅是基于传统经验的认知，而是以 19 世纪以来土壤学、微气候学对产区的量化研究为根基。

此外，1943年由福建农林出版社出版的武夷山著名茶学家林馥泉的著作《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以集科学性和人文性为一体的语言更为精准地阐释了武夷茶的生态价值内涵：“武夷岩茶品质之优异，虽因茶树品种之优良与经营方法之合理化有以致之，但得天独厚之处仍属不少，举凡地势、土壤、气候等天然条件，均足影响产茶之良窳，以论地势，武夷岩茶可谓以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岩骨坑源所滋，品具泉冽花香之胜，其味甘泽而气馥郁。以论土质，则输送润泽，既不至于过粘而排水不易，亦不至过砾，失之过干。山腹崖罅之处，每多腐殖质肥土流入，肥分既多，气水透通，此均适宜于深根植物如茶树之丛生。气候稍带寒冷，降雪不常，山高气爽，暑天不至酷热，四季云雾环绕，降雨适量，且因山峰高耸，岩壑之间日照不长，亦均为茶树生育之理想条件，且以山水之奇，茶则信相得而益彰。”

上述两本极具科学文献价值的茶书，为武夷山“山中土气宜茶”作了科学的注解。山水即茶园，名山出名茶，武夷茶内在的自然生态资本，也是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重要物质载体。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综合体已有7000万年的历史，武夷茶的历史与之相比虽然微不足道，但武夷茶享誉中外的地域标识是对自然生境的最佳反馈。从这个层面上看，武夷山茶园作为国家公园的人文遗产，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域历史传统，还折射出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重大社会价值。

（二）“山场”包含着国家公园保护的生态要素

“一茶一韵”是对武夷茶品类繁多的直观描述，也是茶园小生态差异化的体现。岩茶讲究山场，同一树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产的茶会呈现不一样的风格和滋味。虽然武夷茶主要产自武夷山风景区方圆 70km之内，但不同山头、山谷、坑涧、田地，都有由不同的地形、地貌、土壤、气候所构建的差异化的山场，从而使茶叶具有不同的内在品质。而使这些山场产生差异化的诸多自然要素，也正是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重要生态要素。

武夷山人用“山场”指代“茶园”，体现了武夷山人对茶园的生态学认知。山场即山的场域，特指山的微空间的整体性和局部差异。场域在物理学中最初指力的作用范围，后来被用于描述事物在非接触情况下相互作用的原理。虽然场域概念在不同学科中有其独特的应用和意义，但它总体上是用于描述空间和要素关系的工具。“山场”是综合考虑各个小区域的多层次构成要素及其在不同情境下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对茶园地理环境所作的描述。武夷山“山场”首先以不同地理形态被分为坑、涧、窠、窝、洞、峰、岩。不同的山场对茶叶品质风格的影响不同，比如：坑涧两山相夹，伴有水流，环境湿润，日照时间短，通常有风化沉积岩的冲击堆，所产之茶多香气幽而细腻，优雅稳重，茶水醇厚饱满、甜度佳；而峰岩之上的山岗，光照充足、水系较少、土壤肥沃，茶的风格表现为高香型茶的香艳霸气，水感辛辣刺激，滋味强烈。

此外，山场的不同空间结构还影响茶园的六个基本生态要素：植被、空气、光照、水分、温度和土壤。植被是生态系统稳定的基石，也是国家公园保护的重要生态要素，空气、光照、水分和温度都与植被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空气中负离子的含量越高，越容易形成武夷茶的天然真味。森林的覆盖率直接影响茶叶吸附氧气的数量和质量。茶树喜光怕晒，喜欢漫射光，光照的情况直接影响茶叶碳氮代谢的平衡，进而影响茶叶的香气类型和滋味特征。水分不仅指自然降雨，还包括空气中的雾露、穿插于茶园间的幽涧溪流和错落的地下水系，它们共同滋养了茶园。充足的水分使茶叶保有较高的淀粉含量，冲泡后更显鲜爽甘甜。水资源是国家公园域内生命系统的血液，也是核心的保护对象。温度对茶叶品质也有较大的影响，武夷山年均气温17.9℃，最高温度34.5℃（7月），最低温度 1~2℃（1月），常年气温非常适宜茶树生长，极端天气很少，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茶树新梢中内含物的积累和转化。武夷山独特的岩壤本身具有极高的地质遗存价值，它是影响茶叶品质最重要的因素。武夷山岩石土是最适宜茶叶生长的土质，主要包括火山砾岩、砾岩、红砂岩、页岩、凝灰岩等，不同土壤中矿物质元素种类及含量各不相同，直接影响茶树内含物质的形成，造成茶叶滋味厚薄、香气类型的差异。总而言之，山场的小气候正是由以上六种生态要素综合形成，武夷茶内在品质的差异根本上取决于茶园天然生态要素的差别。而影响武夷茶的基本自然要素也是国家公园保护的重要生态要素。

国家公园的核心使命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本质上就是通过最严格的措施，维护由这六大基本生态要素构成的、高度协同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武夷茶的地理标识和山场标识，微观上体现在茶的价值上，而宏观上则内涵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重要生态价值。

武夷岩茶是全国唯一以地质命名的、获得国家地理认证标准的茶叶品种。武夷茶绝佳品质的地理认证，正源于武夷山国家公园内传统茶园在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改善等多方面的生态价值。武夷山国家公园所实施的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确保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使公园内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持续保持全国前列，九曲溪流域水质常年保持Ⅰ类。在生态保护优先的前提下，武夷山国家公园又将传统茶园的生态理念贯彻于绿色发展，探索“茶-林”“茶－草”等模式的生态茶园改造，引导茶农在茶园中种植多种植物，利用常绿阔叶林吸引鸟类，恢复生物多样性。这种以生态优先为导向的传统茶园发展模式，不仅为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我国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茶园耕种：武夷山国家公园重要的文化遗产

武夷山对世界茶业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创造并发展了特有的武夷耕作法。武夷耕作法是武夷茶区历代先民根据当地生态地理条件和生产生活条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创造积累，并不断改进完善而形成的武夷茶区茶园耕作管理技术。著名茶业专家姚月明总结道：“岩茶之所以著称，除因其繁复而细致的初制过程为其他茶类所不及外，亦与地理环境及特殊的‘武夷耕作法’有关。”武夷耕作法打破了山地农耕惯常的刀耕火种理念，采取费时费力的依环境辟土设园、以“客土”（“填山”）更新土壤肥力等独特的生态技术，使武夷茶的传统品质、特征得以保持。武夷耕作法具有区别于其他茶区的显著地域独特性，其理念建立在武夷山茶人对茶树生长要素长期深刻的理解之上，蕴含深厚的地域性人文生态智慧，是武夷山国家公园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顺势而为的茶园耕作法

种植武夷岩茶的经典生态智慧直观地体现在茶园的耕作思想和方式上。所谓大道至简，顺势而为便是获取珍稀茶种的种植技术的精髓，也因此形成了武夷山多经典古老茶园的文化景观。关于“顺势而为”的具体应用，以林馥泉的《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阐释得最为通透：“岩茶之栽培，因武夷山具有特殊之地理环境，其方法与其他茶区情形旋异。盖武夷全山均系岩山，悬崖绝壁构成深坑巨谷，地形至为复杂。就植茶条件上而言，实可得种种理想环境，然受地理上之种种限制，不能自由发展，亦复不少。是以举凡辟土设园、播种移植、客土培育、耕种管理法等等，无不适应环境而易其法……如是经数百年代不断垦殖与改良，遂使武夷成为一特殊茶区。”

依照上文所述，武夷山茶区的特殊性源自因复杂的地理环境而发展出的“无不适应环境而易其法”的多样而独特的茶园耕作方法，也因此武夷山古茶园表现出总体形态的不拘一格。根据《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的记录：“我国各地茶园，大部系利用高山斜坡，或则为岗陵缓倾地或平坦地，就茶园经营形式而言，可分为梯段作、斜坡作与平地作三种。然武夷本山茶园，因地形错综复杂，除前述三种形式外，尚有‘石座作’及‘寄植作’。”由此可见，梯段作、斜坡作和平地作在全国各地的茶产地都有类似的耕作模式，前两类不外乎在地势较为平整、坡度较缓的山地，砌筑茶园。“平地作”更常见于在溪流边的平地或沙洲开辟茶园。这三类茶园通常面积较大，也较易垦殖。而“石座作”和“寄植作”耕作法不仅十分奇特，耕作难度也较大，为武夷山所独有。据林馥泉先生的记载：“‘石座作’，此等形式不足称为茶园，实际系茶树之行盆栽法。通常利用岩凹或石隙之处，依其地形砌筑石座，运土以植茶株。每座植三五株为最多。全山各岩随处可见，悬崖半壁无处无之，尤以山中慧苑坑、牛栏坑为最多。植于此石座中之茶株，往往系属名丛，被视为山中最珍贵之茶树。‘寄植作’则系利用天然之石缝，如覆石之下，或道路之旁，无须另作植地园圃，将茶二三株，或种子三、五粒寄植其间，听其发育滋长，稍加管理而已。”

上述几种栽培法统称为“武夷耕作法”。其中如“寄植作”耕作法尽管显得较为“粗放”，却是产制传统优质茶的特殊种植技术，并带动了闽北及周边茶区茶园耕作管理技术的进步与提高。通过上述林馥泉先生的珍贵记录，可以看到，武夷耕作法深深根植于武夷山农耕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本身具有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武夷耕作法的顺势而为，蕴含马克思生态哲学中人与自然界休戚相关的有机整体关系，即“耕作”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武夷耕作法尊重自然规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符合武夷山国家公园发展理念的宝贵人文遗产。

（二）茶园耕作的生态智慧

武夷山茶园的经典生态智慧，即“无不适应环境而易其法”。这一思想发挥的极致体现为“寄植作”耕作法，它也形成了与其他茶区迥异的耕种技术和生态理念。“寄植作”耕作的茶园主要分布在星村桐木和洋庄大安溪等高山岩石分化滚落地带。具体耕作方法是在覆石之间的空隙土壤中播下武夷菜茶的茶籽，让其自然竞争生长，优胜劣汰，人工管理较少或基本不加管理，每年只采一季春茶，用于产制红茶或高山云雾茶。武夷先人如此“随性”的耕作方式，不仅为后代留下了珍贵的茶种遗产，还构建了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生态观。

“寄植作”耕作法内含道家的“无为而治”，但并非真的“无为”。此法源于武夷山先人“抛荒茶”的栽培方法。在漫长的时间里任其野生，使之形成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其实是使茶傍近岩崖绝壁，采“山岳精华”而增强品质。因此，被誉为“万茶之源”的野茶是武夷山最生态、最有机的茶种，由于长年自然生长在武夷山的高海拔地区，无法人工种植，采摘也极为不便，因而形成了无法复拟的茶性和气韵。“寄作”与“抛荒”内在都崇尚自然的意蕴，即为“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老子哲学中对生命的关怀，其实质是按照自然法则办事，顺应自然，不妄为、不强为，此处则是顺应“茶”之自然，稍加以人为干预的生态种植理念。历史上，武夷山与道教文化渊源颇深。早在秦汉时期，武夷山就已成为道教文化传播的重要地区，其道教文化可以追溯到夏朝初期，由闽越人在山区建立的神道思想，并经彭祖等先贤发展，形成了道家炼养文化，因此武夷山被道家尊为三十六洞天之一的第十六洞天“升真元化洞天”。道家文化可谓对武夷山地域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武夷山的茶文化自然也潜移默化地烙下了道家文化的印记。

除此之外，武夷茶园的耕作理念也是儒家“观物体道”的思维方式，是基于对“人与自然为有机生命整体”的体认。“物理”通向“性理”，从而实现“心与理一”。朱子理学的核心是“生生之理”，在朱子看来，自然界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创造过程，这一过程是有秩序有规则的，此即“生理”。“理”在中国哲学中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其中“自然之理”就是自然界发展的秩序或法则。因此，朱子的“生生之理”理念是一种特殊的生命体验，其内容是要解决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本目的是要通过“格物”而致“天人合一”之“知”，实现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与统一。

武夷茶园的耕作智慧正是源于儒道文化对自然生命的认识。武夷茶驰名中外，表征为茶产业中运用的生态技术和自然山水内在生态价值的物化，本质则是根植其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儒道博大的哲学思想。作为国家公园重要的人文遗产，武夷山茶园内在的哲学理念和生态技术承载并体现了我国国家公园人文遗产的人文生态价值。

人文遗产传承与国家公园发展 

武夷山人文遗产的人文生态价值直观地体现于武夷山的自然生态、茶园的耕作实践，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生态观。武夷山传统茶园蕴含的生态理念是国家公园十分重要的人文遗产之一，同时也体现出“和”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因此，茶园的人文生态价值的底层逻辑与国家公园思想基底相统一，对其人文生态价值的传承将有利于推动国家公园发展理念的构建。

（一）人文生态价值的底层逻辑与国家公园思想基底相统一

人文生态价值的底层逻辑是马克思生态思想中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与人类社会文化价值的统一。从哲学和伦理的角度来看，人文生态价值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类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并在实践中体现这种认知。因此，人文生态价值的底层逻辑不仅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具有指导意义，还能在实践中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

在具体实践中，人文生态价值的实现有多种途径，国家公园建设就是其中一种。国家公园建设既保护了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的原真价值，也促进了当地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我国国家公园的核心理念是“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其中的生态保护与全民共享的统一正与人文生态价值底层逻辑相契合，摒弃了自然-文化二分法的传统西方国家公园理念，既继承了马克思生态思想，又以“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底构建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态保护体系。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易经》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齐民要术》中有“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的记述。这些观念都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体现了我们的先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认识。而将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相结合也正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精髓。由此可见，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中形成的自然与民生并重的思想并非空洞的设想，它是面对我国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的现实，并以马克思生态思想和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为指导思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

（二）人文遗产传承推动国家公园发展理念的构建

武夷山人文遗产的人文生态价值不仅影响了茶园的耕作实践，也塑造了武夷山人的生态观。其中，朱熹的“天理”思想潜移默化地形塑了历史上的武夷山人对自然世界和生命现象的敬重与关爱，武夷山人逐渐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生态观。朱子重视观物体道，他的“理”之意蕴也必来自对自然的体味。“理”是朱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它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本体存在，因而又被称为“天 理”。天就是自然界，天理就是自然界生生不息的生命法则。这些思想通过朱子多年来对武夷茶的体悟与文化传播，已经深植于武夷山的地域文化之中。

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视角来看，国家公园应该高度重视辖区内的“文化沉积”，即人类在特定区域发展过程中，基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创新实践所形成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景观。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围绕茶产业与茶文化形成的传统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景观是其文化沉积的重要内容。这些景观广泛分布于公园各处，与自然山水有机融合，深刻体现了当地人文遗产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与生态智慧，共同构成了武夷山国家公园独特的人文生态价值。

国家公园的发展主要围绕着“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和“全民公益性”三大核心理念展开。这些理念不仅体现了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中的重要地位，也强调了国家公园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多重效益。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确保自然环境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的核心目标，要求在国家公园内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破坏性开发活动。这些核心发展理念需要国家公园意识的逐步根植，而只有将生态文明价值观与国家公园内原住民的生态观结合在一起，才能使国家公园意识真正深入人心，实现可持续的保护。国家公园是对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的保护，不仅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还能增强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武夷山茶园景观所代表的茶文化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之一。而作为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国家公园最有意义的价值是为公众提供教育、科研、游憩等服务。茶园是开展公益活动的极佳场所，有助于生态文明理念的普及和实践。由此可见，国家公园的发展理念不仅关注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还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以武夷山传统茶园人文遗产继承与发展的实践为借鉴，将有益于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马艳）

原文刊载于《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