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 | 才华、学识，架得住人品的亏空吗

因人废言，到底该不该？是个悬而未决的话题。

这并非孤立的存在。它有个孪生兄弟，叫因言废人。

间或，也有将被废之言视为醒世恒言的，甚至，将被废之人拥入殿堂。但识者提出的“人归人，文归文”，却没有多少人附和，更不要说支持。

说明这个依然话题非常沉重。

太过坚硬，就不要急着去啃。时间会风化这样的硬核。历史上，用几十、数百载换取一个超越时代的、经得起普遍检验的共识，这样的范例还少吗？

（一）

可怜那些灼照着唐诗天空的繁星皓月，除了动不动被朝廷筛查政治上正确不正确，他们从来没有被后来人（当然是所谓读书人）停止过翻检——行为上、言语上甚至动机上道德不道德。以下皆是照录不辨：

初唐四杰之杨炯，对自己的排名耿耿于心。虽对排在卢照邻之前不胜惭愧，却因排在王勃之后感到耻辱，《旧唐书》更谓其＂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意为用棍子或竹板子打）杀之”。王勃杀死的官奴曹达，虽犯了罪，却是出于信任才藏匿在他的住所，王勃因害怕事情败露连累自己做出此举。骆宾王则因贪钱被贬出京城。

曾写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李绅，大概是个忧国忧民、宽宥百姓的好人吧？对不起，做了官之后就变了，待官至宰相，更是穷奢极欲了，他爱吃鸡舌头，每吃一次就要杀上百只鸡。

李白犯混，参加永王李璘的叛乱，身陷囹圄的他曾经给好友高适写过一封信，而高适此时正是唐肃宗身边的红人，却不肯施以援手。

李商隐想脚踩“牛李党政”的两头船，却落得个众叛亲离，郁郁不得志而英年早逝。

白居易简直就是一代“嫖客”。“三嫌老丑换蛾眉”，家里养的家妓，十年换了三批，过几年就嫌她们老了丑了，又换一批年轻的，故而此句被称为“老流氓之句”；《宋蓉塘诗话》谓其“忆妓多于忆民”。不仅好色，而且无良。薛涛还没从元稹的抛弃中走出来，白居易却写了那首《与薛涛》，嘲讽之余却不掩饰垂涎之情；一句“一朝身去不相随”逼死名妓关盼盼。

被尊为诗仙的李白，在得不到重视时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一旦蒙召进京，便“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连那么推崇李白的郭沫老，在《李白与杜甫》里也说他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

……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此意义上，这是一场场“被告”缺席的审判。

（二）

如果按照这些虚无缥缈却又言之凿凿的高尚（或说是带有洁癖的）标准，几乎没有多少可以不废之人、之文（诗）！

果如此，我们还有万世为豪的唐诗吗？

没有了唐诗的文化长河，还有生生不息的气象吗？

这一轮读唐诗、唐人（尤其是唐代诗人）轶事，最大的感受是，其实我们内心深处，并没有刻意将人与文（诗）纠缠在一起！

温庭筠的品行，唐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就有议论。宰相托他写点东西让宣宗皇帝开心开心，稿子还没上传，他老早告诉人家了，这篇什是我的手笔。但孙氏只借宣宗贬官诏书说了几句：“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补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而且，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技术处理”：温氏当官不是个料，做人也似乎不得要领，但不能否认他确实有才，文章确乎高手。《唐才子传》亦谓其“薄行无检幅”，但开头夸其才，结尾不忘悉数其著述名录。

即便刻薄如施肩吾，拿人家的生理缺陷（与他同科进士的赵蝦只有一只眼睛）入诗，宋人钱易在他的《南部新书》里还是坚持“述而不作”的原则录其诗：“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只眼看花。”这“看花”是唐时风俗，进士及第者在长安城中看花，孟郊《登科后》诗中“一日看尽长安花”是也。钱氏录毕，以“元和十五年也”收笔，不温不火，干干净净。

又如吴处厚在《青箱杂记》里论白居易与孟郊之短长，白诗云：“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宽。”孟诗云：“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但吴氏只论他们的性格差异，一旷达，一褊隘，“天地何尝碍郊，孟郊自碍耳”。

按照袁枚的说法，诗话不是诗选，应该是先有话再有诗。也就是说，所选之诗是用来印证某个观点的，但这些诗先期触动了他内心某个角落，于是手到擒来。说穿了，诗是好诗。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寻章摘句并无多大意义。你把李白、白居易押上台，开三天三夜的控诉会，你否定得了他们的诗？

大众心中自有一部文化史、文学史、诗歌史，它可不是几个穷酸文人涂改得了的。

（三）

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看看光鲜亮丽的诗人们的另一面。

恰恰相反。我写下标题，本意在于这个部分，一不小心写了这么一个长长的“引子”。

之前讲到过元稹阻止李贺举进士，理由是李父名晋肃，李贺不避讳（“晋”“进”同音）坚持参加科举，就是不孝。唐代对于避讳确实有严格的法令，白居易不能参加“博学洪辞科”考试，据说就是避祖父名讳。所以，这事不能怪元稹，元稹无非坚持原则而已。但如果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人们对元稹的人品颇多非议，于是在同情李贺之余，便往他身上泼了这么一桶“脏水”。

与元稹同样遭遇的，还有宋之问。

宋之问的“千古罪名”，是为了夺取“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一名句的“版权”，不惜采取残忍手段，杀死自己的外甥刘希夷。

但有论者找出这个“历史性判决”的诸多破绽：最早提及此事的文献《大唐新语》有着浓烈的小说色彩，却于此事言语颇为拿捏，“或云宋之问害之”；从多种文献推算出两人的年龄，刘希夷三十岁死于非命，当时宋之问只有十岁；即便这种推算是错误的，按照宋之问这样的高曝光率，还能安安稳稳做官？

回头看看《新唐书·宋之问传》：“倾心媚附”张易之，为他代笔写写文章也就算了，他居然到为张氏“奉溺器”（捧尿壶）的地步，简直就没有人格底线；贬泷州后逃归洛阳，投靠好友张仲之却又出卖他，并因此得官，这是最不能原谅的错误，故“天下丑其行”。

活该宋之问成了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丑角，任人摆布、任人涂抹、任人宰割。

十岁之舅杀三十岁之甥以夺其诗，这样的荒唐剧演了数百年，居然极少有人质疑。

除非是法定职责，谁愿意顶着恶臭去做恶人的尸检、去为他正名？

或谓我绕偌大的圈子，是想将标题里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说得辩证一些？其实，我一直以为，在缺乏专业训练的人那里，辩证法往往陷入和稀泥的窠臼。

我宁可直截了当说一声：如果没有足够的才情、学识供自己消耗，那就“克己”、守住底线、做日课修正人品。不然，“亏空”是迟早的事。

不是人人都有能力留下美名，但每个人至少可以努力不留骂名。

说白了，还是老实做人、做老实人。

（陈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