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瓶茅台8元钱

时代沧桑巨变，但总会在每代人身上留下印记。67岁的李玉梅不会网购，这给她带来不少困惑，就在上个月，她还因为网上买衣服的事和儿子发生了不愉快。李玉梅埋怨儿子缺乏耐心，可自己又不会操作。

进入2月，要开始忙年了，再过几天李玉梅就会像往年一样成为老家附近综合市场的常客。和80后的儿子不同，她的青少年时期在计划经济时代，那时买东西除了给现钱，还要凭票。粮票、油票、布票、肥皂票、棉花票……是李玉梅对青春略带酸涩的记忆。

从1955年我国发行第一套粮票算起，到1993年粮票退出流通，长达38年的票证时代伴随几代中国人的生活点滴。而随着改革开放潮起，又与另一个不同的40年交织重合。时代风云变幻，中国人在每一个新年的期盼和忙碌中，更替着岁月，送走短缺、困窘，迎来变革、新生。

半个窝头知母恩

李玉梅生于上世纪50年代，回想起自己成长的年代，她感觉像是回到另一个世界。

李玉梅的老家在河北北方一个县级城市，兄弟姐妹3人，很长一段时间，只有父亲一人在工厂上班，母亲帮工贴补家用。在她记忆中，家里所有用度，米、面、油、衣服、副食品，几乎能想到的一切都要凭票购买。

特别是每月的口粮，大人和孩子要按标准定量领取，李玉梅记得，作为工人的父亲最多，母亲因为没有单位要比上班的妇女少，孩子的定量就更少，全家五口人勉强维持温饱。

李玉梅成长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之时，为了解决庞大人口的温饱问题，政府对有限的粮食施行统购统销、定点定额供给，1955年发行了第一套粮票。后来，凭票购物范围扩大，尤其是在最困难的1960年代初期，无票寸步难行。据统计，北京1961年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之多。

在李玉梅的印象中，母亲总是盘算着家里不多的钱和各种票据。每到买粮的日子，拿着粮证、粮票，排起长队。家家户户定时定点买粮，一如过节，已消失不见的国营粮店，曾经却是中国人无比重要的生活场域。

由于定量不足，很多家庭在购粮日到来前就把口粮吃完了，借米借面是常见的事，但有时只能咬牙挺着。一次，临近月底，母亲用仅剩的一点粗粮做了几个窝头。正在长身体的弟弟没吃饱，母亲把自己的窝头又分了一半给弟弟。想起那个场景，几十年后李玉梅依旧心痛不已，“天下只有父母可以这样无私。”

尽管物资匮乏，过年仍是最美好的记忆。李玉梅说，不管平时多么节俭，过年都会大方一些，孩子多、负担重的家庭一年到头才能吃上这一顿饺子。

对孩子而言，过年最大的快乐是穿新衣，吃一些平时吃不到的“零嘴儿”。李玉梅记得，过年家里会领到一些副食票，买瓜子、花生、糖，还可以吃到肉。父亲是个开明的人，经常想方设法给孩子们买各种零食，“为的是让我们见识见识”，李玉梅姐弟三人很早就吃过巧克力。

度过最困难的60年代，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结婚几年后李玉梅随丈夫到东北定居，但当地的生活也不富裕。有一年，亲戚家刚出生的孩子母乳不够，需要奶粉，当地买不到，李玉梅托老家亲戚买了邮寄过来，才解了燃眉之急。

无论富足还是贫瘠，春节都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忙年从来必不可少。在李玉梅看来，物资匮乏时人们反而更懂得珍惜，年味儿也格外浓。穿起过年才穿得上的新衣服，全家人围坐吃一顿只属于春节的饺子，置办的年货虽不丰富却来之不易……

“现在生活好了，却不懂珍惜了。以前好不容易吃到一个苹果，大人会特别细心地一点点压成泥喂给孩子，现在哪个孩子还会珍惜一个苹果啊！”李玉梅说。

酒香浓郁的年

57岁的张卫民是改革开放后最初一批上大学的人，从农村步入城市端上铁饭碗后，张卫民最初的感受却是，饭不够吃了。

1983年7月，张卫民分配到北京一家国有大型企业，户口落在单位集体户，三餐在单位食堂解决。每月初，他从食堂领30斤北京市粮票，再用粮票和钱买成饭票、菜票，然后计划着每顿饭用多少菜票、多少细粮饭票、多少粗粮饭票。“计划不好，吃多了，月末就要向单身女同事借饭票，下月初再还。”

“最盼望的就是过年过节，中秋时团委会请单身汉聚餐，不花钱，吃得好；新年时食堂会做很多平日少见的鸡鸭鱼肉，凭票每人可打两份硬菜，同一处室的人把菜集中起来，就可以聚餐了。” 张卫民说。

最令张卫民难忘的是工作后第一个春节。1983年底单位安排他到上海一家百年老厂挂职锻炼。临近春节，带他的工人老师傅主动提出自己女儿在一家宾馆工作，可以买到茅台。

这在当时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事。不要说国酒茅台，就是一般的曲酒都限量购买，普通人很难买到。张卫民花8块钱买了一瓶茅台作为年货带回山东老家。那年春节，全年人在茅台酒的浓香中迎来新年，这成为张卫民多年最真切的年货记忆。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风雷阵阵，中国人的生活渐渐改善，但仍谈不上宽裕，票证依旧捆绑着人们的生活。在上海，张卫民三餐在食堂吃，但粮票要自己出，单位每月给他邮寄全国粮票。

上海人称全国粮票为“满天飞”，因为可全国通用，且不会作废，想换到全国粮票并不容易。每次单位寄来粮票，熟悉的人便围着张卫民兑换，很快便一抢而空。

几年后，张卫民在北京有了新住处，一间不带暖气的平房，10平方米左右。虽然艰苦，但张卫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独立户头，也就有了户口本和副食本。那时，副食供应要凭本凭票，有的按户供应，有的按人口供应。除油、肉、豆腐、麻酱、糖等按人口凭票、凭本购买外，鸡蛋之类的副食是按户凭本购买。

“我一个人户头的副食本，一个月可买5斤鸡蛋，和多口人户头的副食本待遇一样，心中不无得意。家里人口多或来客人的，常有借别人副食本的，也有接受别人副食票的。” 张卫民说。

 “平日副食总是紧紧巴巴，使得那时候的人比较‘馋’，过年可以解解馋。” 张卫民回忆，每逢春节，在平常供应的基础上，按户可多买5斤带骨的猪肉，还可买5斤牛肉或羊肉。

这在物资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已经算最温情的年货了。在张卫民记忆中，那时的牛肉即使在蜂窝煤炉炖煮整个晚上也不会软烂，过年还可买几斤花生和瓜子，算得上锦上添花。

票证式微

当改革开放的风由南而北吹起时，一些人开始嗅着这股强劲的南风探索更多生活的可能性，而大多数人的生活仿佛依旧，又似乎在悄悄改变着。

在李玉梅的回忆中，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不再为吃穿犯愁，后来出现了自由市场，人们可以自由买东西，种类也多，一到过年更是人头攒动。

张卫民记得，1986年后家里的粮票开始富余，街头出现了一些人吆喝着拿粮票换塑料盆、换锅，定期换鸡蛋。商品的丰富更新着人们对生活的期待，以往被视为命根子的粮票不再如珍宝，取而代之的是自行车、电视机等“奢侈品”。当时，自行车等大件仍要票，只有少数单位能领到。张卫民攒了好几个月钱，却没有票，最后得知一个同事调往外地，他才辗转买下了他的自行车。

张卫民后来才知道，那些走街串巷兑换粮票的人是最早一批进城务工者，而更大的背景是，国家在改革开放中生发出活力，人员开始自由流动，建筑在严格户籍制度和粮食关系上的城乡壁垒开始破除。

1984年新春，通行30年的布票正式废止。1992年广东率先放开粮价，1993年1月浙江取消粮票，上海、江苏、北京等省市紧随其后，1993年被称为“第二货币”的粮票终止流通。

年复一年，人们在一个个新春中迎接着生活的改变，从困窘到富足，从封闭到开放。只是更迭太快，乃至经历过过去年代的人身上还保留着一些积习：一件衣服可以穿很久，一件物品可以用很久，习惯精打细算，习惯量入为出。

（文中人物为化名）

（《民生周刊》记者 赵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