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议实行死刑“执行犹豫” 可缓解舆论压力

杨涛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张绍彦研究员近日提出，为确保在死刑判决后到死刑执行前期间，发现死刑判决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应尝试建立死刑执行“犹豫期”或“执行犹豫”（制度）。

我国刑法中，已经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制度，即所谓的“死缓”制度，那么，设立死刑“执行犹豫”制度是不是多此一举呢？事实并非如此，在我看来，死刑“执行犹豫”制度，这个真的可以有，有利于防范冤假错案，也有利于留下活口利于其他案件的查清，也有利于减少死刑的适用。

在现行的刑罚中，死缓，是指对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刑2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这虽然不是一项单独的刑罚，只是死刑的执行制度，但实际上，死缓在对犯罪分子宣判时就已经确定，只要在二年考验期内不再故意犯罪，就不会再执行死刑。但是，学者建议的死刑“执行犹豫”制度，是在宣判时就宣布为死刑，但在五年内不执行，如果没有发生新的情况再执行死刑，这跟死缓制度中二年内没有再犯故意犯罪就不执行死刑就截然不同。

死刑是一种最严厉也是最残酷的刑罚，人死不能复生，无论再多的金钱、荣誉等都无法弥补人的生命，因此，即使是基于我们目前的国情，保留死刑有必要，但对执行死刑的谨慎无论如何强调都有必要。在呼格案中，从案发到执行死刑仅仅短短的62天，人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审判的草率和冤案给公民和家庭、社会带来的重创。因此，如果实行死刑“执行犹豫”制度，死刑犯在宣判后五年内不执行，在这期间，或许有真凶出现，或许有“死者”复活，这能最大程度地防范冤假错案。

实行死刑“执行犹豫”制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给一些后继的案件留下活口，便利查清关联案件，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在诸如曾成杰集资诈骗案中，仓促地对他执行死刑，让公众产生了诸多疑问。在现实中，有相当的死刑案件，其幕后都有关联案件，牵涉到贪腐犯罪等，如果对死刑犯过早行刑，那么对于后续的案件就是死无对证，不利于查清以后的案件，不利于打击犯罪，同时难免给公众以“官官相护”的印象，影响到司法公信力。

实行死刑“执行犹豫”制度，能起到缓解社会舆论压力的作用，有利于减少死刑的适用。按照学者的建议，在实行死刑“执行犹豫”制度的同时，按照一定的标准、比例和期限给予赦免，不执行或有条件地不执行死刑。例如，有些案件，在当时的舆论和群情激愤的情形下，罪犯似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时过境迁，公众又觉得并非是非杀不可，甚至是对执行死刑感到后悔与遗憾。药家鑫案就是典型的一例，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公众一片喊杀之声，司法机关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药家鑫虽然罪行严重，但并非非杀不可，事后许多人也进行了反思。如果有死刑“执行犹豫”制度，司法机关虽然在舆论压力下判处了他死刑，但时过境迁，也可以视情况对他进行死刑赦免，减少死刑的适用。

当然，实行死刑“执行犹豫”制度只是学者的建议，到底是否要实行以及如何来实行，必须认真调查研究，但对于这个建议，立法机关应当认真考虑，适时将其提到立法议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