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镇文学社有多牛？坚守乡村31年，作品5000件

小镇+青年+文学社=？

在“人人以文学为荣”的上世纪80年代，广袤乡村兴起无数文学社。成立个文学社，似乎泥土就散发着芬芳，理想闪烁起光芒，脚踩大地的农村青年仰望星空，心中念着诗与远方。

骨感的现实撞击着丰满的理想，且不说那些“成立之日即死亡之时”的乡村文学社，即便是左冲右突留下来，经过时光浪潮的淘洗，还能活得有个样子的，寥若晨星。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镇上，有这晨星中的一颗——滴翠文学社：成立31年来，历经4任社长，会员200余人，其中1人获范长江新闻奖，11人加入重庆市作协；创作发表、出版文学作品5000余件，其中长篇小说13部、中篇小说40余部，80余篇收入各种选本，有的登上《诗刊》《北京文学》《星星》《延河》等文学期刊。

30年前油印的《滴翠》杂志。人民日报记者孔祥武摄

基于此，青木关镇被重庆市作协命名为“农民文学创作基地”。这个距沙坪坝区政府33公里，辖2个社区5个村，户籍人口仅2.7万，加上流动人口也就6万多人的西部小镇，缘何能挺立这样一个文学社？

作家是讲故事的人，滴翠文学社的乡土作家也不例外。往常，他们追随着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进程，大都在讲别人的故事。阳春时节，我们请几位当年的文学青年，如今的文学中老年，讲述他们的坚守与困顿，讲述他们用命运书写的文学情缘，以及被文学书写的人生命运。

有一粒火种：“他的稿子要能变成铅字，我拿手板心给他煎鱼吃”

罗成友是滴翠文学社第一任社长。他可谓“大器晚成”：40岁时由青木关文化站长被破格调入重庆日报，11年后摘取范长江新闻奖，为重庆新闻界第一人；他坚持当“田坎记者”，谢绝报社提拔他当领导，一心一意跑“三农”，先后当选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他不习惯“城里的空气”，尽管在市区有单位分的房子，但始终住在几十公里外的青木关镇上。

罗成友今年64岁，虽已两鬓染霜，仍奔走区县农村采访，署名“本报记者罗成友”的报道仍常见诸重庆日报，堪称重庆最高龄的一线记者。

“当年我有空的时候就写点东西，两年写了40多篇。那时有的报刊不用会给你退稿，虽然一篇都没发表，但退稿信接了一堆，搞得单位尽人皆知。这时，一个领导背后说：‘他的稿子要能变成铅字，我拿手板心给他煎鱼吃。’”罗成友回忆，“说实话，屡投不中，我也打算洗手不干了，但别的同事转告我的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写出个名堂来。当我写到60多篇的时候，终于有篇五六百字的影评变成了铅字，发在区电影公司主办的四开小报上。”

罗成友说：1984年，青木关要成立文化站，由于我发表了几篇文学作品，也有一些新闻报道，小有名气，领导就让我当文化站长。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很快波及我们这个小镇。1986年1月18日，青木关地区42名文学爱好者，包括十多名青年农民，聚集在文化站那间破旧的屋子里，通过了文学社章程，我被推举为首任社长。

这个文学社的家可不好当——没有一分钱的经费，没有一块刊登作品的阵地，更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于是，大家商定：经费，每位会员每年交2元会费，一年有80多元来买纸张办刊物。靠着一块刻蜡纸的钢板，一部文化站的油印机，文学社开张了，办起了每月出一期的《滴翠报》，每季度出一期的《滴翠》文学杂志。杂志出了10年，报纸至今仍在出版，第四版是副刊。

直到1991年，罗成友才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1993年，他被破格调入重庆日报做记者至今，一直在从事“三农”报道，“我能取得后来的成绩，跟在文学社时养成的习惯分不开，既要理性思考也要形象思维，这样写的新闻报道才有洞察力和可读性，‘三农’新闻长在土地里，我要为农民写一辈子，直到跑不动为止。”

有一份守望：“没有分手时的那首诗，女朋友就成不了妻”

青木关镇小学教师秦开勇是滴翠文学社的秘书长，也是文学社的壮劳力，负责编辑每个月的《滴翠报》。作为十几岁就加入文学社的“年轻的老会员”，44岁的秦开勇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无论再难，都要再坚持一下，永远不能放下手中的笔。”这是老一辈文学社会员给秦开勇的教诲。他师范毕业后被分到一个山区村小工作了5年，道路不通，从青木关走过去要一个多小时。在这个村小里遇到一位女教师，她喜欢文学，他喜欢写，他们慢慢相知相爱了。

“那时乡村小学教师的待遇很低，山区村小的男教师更不受人待见。她的家人坚决反对。快要分手时，我给她写了一首诗，写得缠绵悱恻，设身处地为彼此着想。她投给重庆广播电台的一个栏目，很快就播出了，那晚我们听着听着都哭了，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们在一起。没有分手时的那首诗，女朋友就成不了妻。”秦开勇感慨地说，“写诗不仅能赢得芳心，更能富裕人的精神。” 

让秦开勇稍稍忧心的是：“老一辈正在老去，年轻的文友在哪里？”

有一种不屈：“专业作家需要体验生活，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中本色出演”

张儒学是滴翠文学社“年轻的文友”。年龄上他是60后，30多年前就开始发表作品，诗作还上过《星星》，但他的“社龄”要短一些，2004年才入会。

出生于重庆大足区农家的张儒学，高考落榜后成为“北漂”，在北京漂了两年后折返家乡，在县城《大足报》打工数年，后大病一场，觉得写了十多年，一事无成，心灰意冷。2000年，他随老婆到青木关镇一家汽摩配件厂打工，决意和文学说再见。

在青木关6年，张儒学非但没和文学分手，反而再续前缘：“来青木关打工就是以后不想再写了，写了这么多年也没什么用，两个孩子都在老家上学，得好好挣钱养家。那天在厂门口，我偶然看到一张《滴翠报》，看了看副刊，觉得还没我写得好，就想写一篇。目的很单纯，挣它20元稿费，买两包烟抽。投稿几天后，我就接到《滴翠报》主编的电话：‘这篇散文写得不错，可见功力不一般。’”

张儒学说：滴翠文学社重新点燃了我写作的欲望，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将在青木关写的一些散文结集《漂泊情怀》出版，2006年，家乡大足区文广新局领导看到后，把我调到局里上班。后来我在大足买了房，当过几年大足作协副主席，现任大足区文化委员会宣传科长，美中不足的是没有编制，仍是农村户口。老婆每天都在大足城区摆摊卖煎饺，我每晚十一点半去帮着收摊。我的下一部小说就准备写农民进城，写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城。

“专业专家需要体验生活，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中本色出演，写出来的都是有土壤有根的东西。文学创作就像种庄稼一样，有没有收获都要种。”张儒学说。

有一声呼喊：“如果文学创作解决不了油盐酱醋茶，解决不了妻儿的吃饭穿衣，那就很难可持续”

“滴翠文学社并非一帆风顺，中间有几年活动不多，甚至有时就年底搞一次活动。”青木关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龚国忠坦言。

滴翠文学社首批会员陈显明说，让人揪心的是乡土文学后继乏人，投入不足。有的区县一级作协，一年的活动经费只有5万元，40岁以下的作协会员，能够在区县一级刊物发表作品的，不足10人。“如果文学创作解决不了油盐酱醋茶，解决不了妻儿的吃饭穿衣，那就很难可持续。”

当龚国忠将30年前油印的《滴翠》推给老会员李炼看时，他扫了一眼，立马抓过手机来拍照，并且勇于“自黑”：“想不到我当年还写过这么‘可耻’的打油诗。”

看到自己30年前在《滴翠》上的诗作，李炼既惊又喜。人民日报记者孔祥武摄

“那时我是青木关陶瓷厂的一枚青工，二十出头，如今已生华发。”现在《重庆晨报》工作的李炼说，去年12月30日，青木关镇举办滴翠文学社成立30周年座谈会，让人高兴的是，这一天有10名新会员加入，他们中间不仅有70后，还有80后、90后。

源头有活水，清泉永滴翠。（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民眼工作室 王斌来 孔祥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