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候萌芽者侯莹

生存

侯莹舞蹈剧场位于北京北五环外崔各庄黑桥村。村里的植物几乎都掉光了叶子，惨白的天空给村庄增添了肃穆和冷寂。正当我们找不着北时，遇见一位同样找不着方向的快递员。

终于我们走进一栋二层高的小平房，阳光透过左侧7个天窗倾泻而下，一群年轻人在淡色地板上跳舞，女孩的发丝和灰尘一起在光里飘来荡去。靠里的一个角落有张桌上铺了画板，画家张俊领正盯着眼前流动的画面，左右手各执一支油画棒在白纸上时缓时快地涂。

侯莹就坐在边上给年轻人打节奏，不时随着音乐拍打鼓面，“不急。送，甩出去，好的。不急。”有时她干脆自己跑上去做示范。

看上去侯莹就不是那种打扮特别讲究的艺术家：一块赭红色头巾随意裹住光头，很旧的杏色套头衫加上同样很旧的紫色棉裤，家居拖鞋里的双脚套着一双蓝白长棉袜。

侯莹在2011年创办了这间侯莹舞蹈剧场。在那之前她在美籍华人编舞家沈伟的舞蹈团跳了8年现代舞，曾连续4年站上美国林肯中心的舞台，3次登上《纽约时报》，并被《纽约时报》评选为“2004年年度最卓越舞者”，她也是至今为止惟一一位得此称号的华人舞者。纽约美华艺术协会的会长周龙章告诉记者，在美国艺术圈工作的40年里，他见识过各类迥异的艺术家，但侯莹是“少数中的少数，她对舞蹈的执着和热爱，超过一切，甚至超过她自己”。

跳舞的年轻人是侯莹冬季舞蹈营的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吃住在黑桥村，白天跳舞，晚上听侯莹讲美学理论。课间休息时，舞蹈剧场的舞者上去练习作品《意外》（2月29号，侯莹舞蹈剧场在纽约大学展示了此作品）。同样是纠正舞者动作，侯莹言辞变少了，表情却更严肃了。

现在看来，侯莹是主动选择了一件难事。正如舞评人曹语凡所言，侯莹在国内艰难地维持着舞团，就像“坚持创造一个神话”。

糟心事不少。比如2015年舞蹈剧场的作品《涂图》演出报批，侯莹的助理李竟源先跑去朝阳区，被告知去找文化局，理由是《涂图》有外籍演员参加。到了文化局，人家一看演员表上并没有外籍演员，拒了。李竟源跑来跑去，最后朝阳区的工作人员都认得她了，一见面就问，“哎，你是《涂图》的吧？”舞团只好重新录了一版无外籍演员的《涂图》。另一个麻烦是，工作人员没人知道现代舞属于哪个艺术范畴，于是对方又问了，这个舞蹈的剧情是什么？侯莹只好补编了七幕剧的剧情。事情听起来有些荒唐，“只好写了中心思想，归在了舞剧的范畴。本来说按肢体剧的范畴来批的，但工作人员说肢体剧不好批了，怕涉黄。”

侯莹舞蹈剧场作品 《涂图》 图/吴语

即使在北京，很多观众也对现代舞感到陌生。总有人问侯莹，“现代舞看不懂怎么办？”侯莹觉得并不是真不懂，而是缺乏自信，“总是担心没看懂，没有领会编导的意思。但其实你并不需要去揣摩编导的意思，恰恰好跟编导理解一样，反而会很无趣。”

更艰难的是生存。在中国，经营现代舞舞团靠演出基本不可能赚钱。在侯莹看来，中国的现代舞市场并不像西方那么健康。“市场是需要培育的，你要让观众来买单，是很大的工作。我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舞者不可能无偿或拿很少的钱在这边跳舞。我是舞者，我知道的。”2008年刚回中国的时候，就有一帮中国的舞者找侯莹，希望跟她一起做舞团。“她们都是很优秀的舞者，但我说我养不了你啊，我怎么做呢？”

几年后她还是找到了办法——她把此前广州现代舞蹈团送她的房子卖了，一部分钱给老家的父母买了房子，另一部分拿来做侯莹舞蹈剧场。钱花得比她想象中快。几年前一工厂曾找过侯莹，想提供帮助，说一年100万给舞团，但得改名叫“××钢厂舞团”。侯莹觉得“比较滑稽”，也解释不通，最后不了了之。缺钱，投入就不够，投入不够，就没有好的舞者。2015年版的《涂图》，只有两位老舞者留下来，贾斯汀、凯拉、余亚男与郑杰的离开让侯莹有一些焦虑：不赚钱，就养不起好的舞者。

2016年侯莹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找钱，更好地保证舞者的生活。

黑桥村的房租还算便宜，但生活并不方便，附近数公里内没有几家餐饮店，外卖也不容易叫上。到了午饭时间，我问侯莹，“平时你都吃什么？”侯莹眨了眨眼睛说，“面包。”“每天吃面包？”“是啊。吃面包。”“也吃馒头？”“不，就吃面包。”她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然后走进舞蹈室一侧的小厨房。

厨房有些凌乱。桌上摆着三四盒速食面，快餐饭盒装着已冷却发黄的米饭，一堆没洗过的餐具散落在水池里。在纽约侯莹习惯吃清淡食物，回国也是如此。这天侯莹给我们热了两盒意面，微波炉发着暖黄的光，嗡嗡作响。她又开了水龙头洗青菜，一边半扭着头跟我们聊天，“北京的物价确实涨得有点猛，比在纽约生活压力还大呢。但是呢，我们要乐观地想，比起很多年前，也已经很好了。现代舞舞蹈的氛围比我离开之前要好很多。”

青菜下锅，在热油里劈啪作响。外面的光亮微微透进厨房，逆光看，侯莹的侧脸好像昂着头在跳舞。她的声音同时混杂了困惑和决心，有时更像喃喃自语。“最好的一批舞者都没有留下来，他们都自己去创业做一些事情，他们去做导演啦或者是创业。我也鼓励他们。其实这些问题在哪里都会遇见，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周而复始。那你要不要做？就是这么简单，要去做就去面对它。尽量……怎么讲，尽量去做。”

“革命”

 侯莹常常提到“Flowing(流动)”，她本人也像这个词，随意，飘忽，前一刻柔和微笑，透着友善以及某种神秘又通透的智慧。下一秒就严肃、冷峻、非常专注乃至出离。总有人说她刺啦啦的，但其实她是艺术家脾性，“活在自己的世界打坐、巡逻、感受，有时甚至看不见别人”。

尤其在排练舞蹈时，侯莹偶尔会很凶，属于极致的完美主义者，像她自己说的，“舞者都离我远远的。”但她不太会发火，多数时候是反复跟舞者说再来再来。“这已经够让人紧张了。”舞者牛芳洁跟记者说。牛芳洁生于1992年，也剃着光头，说话总是迟疑半天。她说自己有时不太能捕捉到侯莹表情背后的心思，有点难受，但又忍不住被侯莹的气场所吸引，“她能够让你思考，思考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成为编舞家之前，侯莹曾与桑吉加、邢亮等人一道，被公认为国内最早一批技术最优的现代舞舞者。

侯莹不喜欢太美的东西。最早学民族舞，她认为自己跳舞最大的障碍就是太美了。她的编舞处女作《夜叉》名字和动作都不美，当时广东现代舞团团长觉得她明明可以跳得很美，为什么要做那么丑陋的动作。后来还有个观众跟她说，“我看了想吐诶。”侯莹回忆起来哈哈大笑，“当时我也惊呆了，想吐是什么感觉啊。天哪！”结果《夜叉》获得了第七届白俄罗斯国际现代舞大赛创作金奖。评委是西方人，两轮下来侯莹都是第一。她似乎天性就着迷“抽象的、不唯美的，甚至有点残缺的东西，甚至我们认为是丑的东西”。

在她看来，国内外观众对现代舞接受程度的不同源于审美差异。就在前些天，刚看完《涂图》的父母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能不能让他们站起来？他们都跟得了小儿麻痹似的。”“哈哈哈哈，这给我很大的打击。”侯莹的笑有点温柔也有点冷——她好像习惯了别人的误解。

这些年她跟父母反复争吵，但也没有用，“他们没办法进入这种语言，没办法接受不美的东西、不理性的东西，接受除去粉饰太平之后人本身的东西，我们的七情六欲，我们内心那么深沉的悲伤。”

她记得自己1993年初刚加入广东实验现代舞团时的激动，“哇这可能真的是一种革命”——包括她对自我的革命，从被动式接受舞蹈教育到开始问自己要什么。次年，侯莹剃光了头发和眉毛。回忆起来，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的最根本动机在于她想认清自己的内心：侯莹你到底是否能跳现代舞？侯莹有没有魄力？

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光头侯莹走在马路上，常常有人骑着自行车就不往前了，开到前面的车上也会有人把头探出窗朝她看，居然还有男人挨过来，凑近看，走着走着就一头撞树上。所有人的眼神都像看动物一样。“你想说什么呢？你看什么呢？”侯莹朝对方喊，她这才发现，“如果你想屏蔽所有的目光对人是多么的难。不在乎所有人的目光，是多么的难。”大概过了五六年，侯莹才真正适应“他者目光”。“你对什么事情都不那么care了。没问题。谁也损伤不了谁半根毫毛。”

侯莹舞蹈剧场作品 《意外》 图/郑舒予

也许是从那时开始，侯莹活得像“隐者”——这也是现代舞舞者活着的最好方式。“现代舞舞者不讲究明星化，是不愿意喧闹的。每个舞者都是独立的普通人。现代舞的生活方式，非常贴地气，非常谦虚，非常沉。真正的现代舞者是不在乎出名的。”

2001年，她得到亚洲文化基金的支持赴美留学，第二年，加入著名美籍华人编舞家沈伟的舞蹈团，与其合作并出演了《春之祭》、《声希》、《天梯》等震动世界舞台的力作。

刚到纽约时侯莹非常害怕，害怕被人知道自己已经是获得大奖的编导。她试图回到学生的状态——完全打开，永远在吸收。她几乎是重新学习现代舞的技术。首先从身体的物理性上颠覆自己。“美国人从物理层面找到一种方法，比如说找到我们的子宫，我们可以练到腹肌颤三下，而且你一收缩人体骨盆就起来了，这是自然现象。他们用身体表达痛苦，而不是表情。这部分一成立，人的头就是向上的，你会觉得有一种悲哀的感觉。”说着侯莹扭动胯部，头自然而优雅地往上慢慢抬起，“你知道吗，就有一种抗争向上的反应。”2008年，她与沈伟一起受邀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画卷》篇编创舞蹈，随后将舞蹈创作重心移到了北京。

变化

去年11月，侯莹舞蹈剧场的作品《涂图》在北京世纪剧院演出。舞台只有3种颜色：亮的是白，暗的是黑，舞者的服装被灯光照成深深浅浅的灰。作品全长70分钟，并不叙事，只有人的身体在黑暗的宇宙中自由地动。2009年版的《涂图》则是另一番景象：舞者身着五颜六色的服装，舞台上有人，也有小球的道具，结尾时舞者在对方身体上涂抹各种颜色。

促使侯莹告别舞台的是她的腰伤。2006年跳《声希》时，腰伤差点影响了舞台效果，沈伟也感觉到了，让她少跳一点。最后侯莹决定不跳了，从心理上与舞台做了“了断”，“我觉得非常好，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放下。”她卧床休息了一年，才恢复正常的行动能力。2013年，侯莹排出新作《冉》，她一个人在台上独舞了50分钟，此前已经5年没有跳过舞。

黄昏的阳光哗哗漏进舞蹈室里。怕打扰到跳舞的人，侯莹用很轻的声音回忆，“其实我早就想转了，但一直没有停下来。唉呀终于腰伤了，我就好开心——终于可以休息了。”如果不是腰伤，侯莹永远不会离开沈伟舞团，她会一直跳舞，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还收获荣耀和崇拜的眼光。

终于腰伤了，侯莹决定再次“自我革命”，回到中国。20年前她离开时，中国现代舞舞台只是片土壤，但现在可以开始发芽了。“艺术喜欢什么样的平台？它喜欢不确定。在萌芽中，在正发生中，有阻碍，有很多可能性，很多confuse，很多不解，也有困难——中国的现代舞环境正是这样的。相反，纽约的现代舞舞台，已经太成熟了。”

她又算算时间：前20年生命，她最好的时光给了美国观众。“可是我的家人看不到我在干嘛。我的朋友也没有人知道。那么，下一个30年，给谁呢？我想我还是在乎中国，或者说，我还是在乎中国的观众，在乎中国的舞者。”

周龙章并不惊讶侯莹回到中国。“艺术家就是需要不断地改变、流动，处在不同的环境里。”在他看来，现在的侯莹需要遇见一个“知途老马”，“一位对现代舞有真正的兴趣、懂现代舞，同时经济上能够提供足够支撑的朋友。”

周龙章没理解错，侯莹的确在追寻“Flowing”。“面对一个新世界，转变一个视角。生命是需要变化的，不变化就再好也没有意思了。”这也是侯莹对生命的态度。“生命不是那么舒服的。或者说，追求舒服并不是生命的本质。”艺术家跟其他人类一样，要警惕自己被宠坏，要学会面对艰难和不堪，甚至主动迎接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环境，“结结实实地落到地面上。”

但当前的时代真的不一样了。“一个世界还没落成呢，另一个世界已经被推翻了，这事没等往前走两步呢，新的事情又出现了，太快了。”现代舞所在的创作语境也变了。“再也不需要去维持一个大团。没有意义。现在不是说我排了一个节目，演好几百场，把大家累得要死。然后这作品没什么意义。我们的艺术，就是个现在式的问题。就是当下，有需要的就做，有意思就做，能生存下去就做，不能生存就休息。”侯莹的声音越来越轻，她好像再次出离到另一个空间。

混沌、放空于侯莹是珍贵的。她再也不像年轻时想一个作品3天不睡觉了。“真正的大家创作时一定是松弛的。对，要放松，要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