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回归纯粹

自幼随父亲在电影片场长大的陈可辛，希望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仍能在片场工作，直到被死亡悄悄接走。

在北京国贸附近一家酒店的高层露台，陈可辛穿着一身休闲西装，牛仔裤脚挽起，脚踩一双帆布鞋，脚踝在零度左右的天气中裸露着。他的目光直视镜头，配合摄影师的每一个要求。风很大，吹起他标志性的斑白头发。

票房的大风也在时代窗外呼呼地刮。2015年，中国内地电影票房突破440亿，多部国产电影票房突破10亿，香港导演许诚毅的《捉妖记》，更将国产电影票房纪录抬升至24亿。

同样来自香港的陈可辛，早在10年前就预见内地电影市场的潜力。2005年，他凭借歌舞片《如果·爱》正式进军内地电影市场，获得包括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在内的29个奖项。

在商业和艺术中寻找平衡的陈可辛，拨开起初的混沌，惊喜地发现内地观众的观影水平高于香港。在《中国合伙人》《亲爱的》接连取得商业和口碑的双重肯定之后，他对于打造自己风格电影的态度愈发坚定，明晰。

在筹备新片《李娜》的过程中，他甚至放弃了一贯对使用明星的坚持，目前《李娜》的预算是人民币一亿左右，浮动的部分视主演而定。看了最新一稿剧本之后，陈可辛对三度合作的编剧张冀很满意，他告诉《中国慈善家》，“这是我第一次不是那么坚决，一定要用明星。”

陈可辛的信心来自对自我的洞悉。拍了20多年电影，在知天命的年纪，他回归了做事的纯粹：“我就是一个讲故事的导演，我只想讲一个真诚、感人的故事。”

李娜的故事吸引我，也令我困惑

李娜，是目前陈可辛最想讲给观众的故事。

作为一位具有传奇性、非典型性的体育明星，李娜身上体现的中国80后年轻人的精神，强烈吸引着陈可辛，也令他困惑。他想知道，在中国尚为浓郁的集体主义氛围中，李娜的个性是如何成长出来的。“当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的时候，这个国家会是怎样？”

《中国慈善家》：这次拍《李娜》，你看重的是她身上的哪些个性特点？

陈可辛：李娜的个性，跟传统的中国人是很不一样的。她身上个人主义的个性，代表了整个80后、90后，甚至是00后，代表着下一代。

我想知道，在一向都是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化里，一个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思维，出来后会是怎样的状态。当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的时候，会是怎样？

《中国慈善家》：筹备剧本时，你是先找到了方向，比如对80后、个人主义的探讨，正好遇到了李娜，还是从李娜身上总结提炼了这样的主题？

陈可辛：每次不一定。我没有很刻意去想80后或怎样，创作很多时候不可能是那么清楚，知道每一步路，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为什么李娜这个题材吸引我，原因可能就是我在生活中看到的、感觉到的东西。你生活在一个地方，肯定会有一些感悟、疑惑，对我来讲，无论那个故事是怎样的，情节多有趣，到最后拍戏时，产生冲动去做，肯定是跟你生活里的一个疑惑有关。

在不同的年龄，我会有不同的疑惑。

年轻时拍爱情片，基本上围绕着自己的困扰都是情感问题，到了年龄大一点，无论是亲人离去，对死亡、对长大、对童真失落，都是在不同阶段的疑惑，肯定会影响到电影的选材。

《中国慈善家》：拍摄《李娜》，对你的吸引或者说你的疑惑是什么？

陈可辛：有一次我跟编剧张冀聊天，他也是对社会特别关注、有人文关怀的人。他一直觉得李娜是一个非常好拍的作品，她的个性，她的知名度，加上她的脾气，都挺戏剧性，另外，对大家来讲，她也是一个民族英雄。好像这些都有了。

一开始我没有那么关注，因为我毕竟不是内地人，有些事情我看得没有那么透。我每天也要面对80后、90后观众，我也要调整，怎么使我讲故事的方式不会落伍，不至于他们没感觉，这也是我的困扰之一。

但在个人主义的理解上，我没有那么大的落差，我本人是60后，但我也是在个人主义的氛围里长大的，我是非常相信个人的。

跟编剧越聊，越感觉这个东西是对的，就决定去谈版权。据我所知，也不止我一个导演在谈这个事情。

谈的时候，正好是李娜准备把自己的书（《独自上场》）的版权给人家去拍电影。最后为什么谈得下来？除了大家投缘，聊过天，碰过面，但是也是通过经纪公司，我的美国经纪公司和她的美国经纪公司，是合并的。我觉得这是个机缘而已，到最后还是得李娜对导演认可。

《中国慈善家》：你对李娜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什么？

陈可辛：一个挺真的、去表达她情绪的人。

这是我很认同的。虽然我不是脾气很大，也不是很会发飙，但是传统中国人一些待人接物的礼貌，其实有点虚，永远看到表面，看不到情绪是怎样的。

《中国慈善家》：直率。

陈可辛：直率。这肯定是第一个印象。

当那么一个有名的人，在公开场合里，对媒体，对大众有这样的情绪表达，是非常有趣的，尤其是在中国，这肯定是第一个吸引我的。

《中国慈善家》：之前你拍戏，都会启用明星拍摄，这次选角也是一样吗？

陈可辛：这次真的不确定。在明星和非明星之间，我一向尽量用明星，因为会使得更多观众到电影院。毕竟电影还是要多与人沟通嘛，用明星，也可以用得好。我并不觉得用明星，就是对作品的出卖，损失了作品本身。

这次谁演李娜，观众可能都不会买单，因为谁演都不是李娜，她人还在，还那么年轻。

但是我觉得用了明星，除了不是李娜之外，还会多一重“她是谁”，就是一个有名的明星，对观众看电影来说会产生双重障碍。

到现在只能说还没确定走哪条路，但确实这是第一次不是那么坚决，一定要用明星。

《中国慈善家》：那你的底气是什么？靠故事题材把观众吸引到影院吗？

陈可辛：除了李娜本身的号召力，电影怎么拍得好，还是取决于剧本写得好不好。

前面一直都没弄好剧本，一直不敢作这个决定。最近出了一稿剧本，我心里有底气了。有了这稿剧本，我就可能不一定用明星。

《中国慈善家》：你对演员的选择往往很精准。

陈可辛：其实我也没有答案，我自己在琢磨，也不是没有失败过，但是几率比较低。

可能是我跟演员的沟通是一个很开放的状态，我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框架，很多时候，我在演员跟角色、跟我调度之间，放了很宽的地方，使演员能够很舒服地表达自己。当他能很自如，回到他最真的一面，我愿意把角色、把剧本修改。我不会强迫他进入我的模式，反而是我去迁就，使得他能达到最好的状态。

对剧组工作人员来说，这样做很辛苦，但最后是值得的。在银幕上，故事、剧情都重要，最后那一关，是演员的表演跟观众的交流，那是最后令一个电影成功最重要的东西。

《中国慈善家》：导演过程中顺着创作的感觉走，你有这样的把握，是相信真诚本身的力量吗？

陈可辛：我觉得交流的最后，可能会找到一个比你原来更好的东西。

电影要非常纯粹，纯粹就是要感动人

陈可辛从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思维”的导演，他反复跟记者表示，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导演。但他的电影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远超一时一地。

《甜蜜蜜》曾是1996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的世界十大影片之一，因为涵盖的社会内容丰富，该片现在仍是内地各大高校影视赏析课上的经典案例。《中国合伙人》上映后，也曾激发了全民对创业话题的热烈讨论。

这一现象在《亲爱的》上映后尤为突出。2014年10月，影片宣传期间，主演黄渤微博上帮助孙海洋（片中张译角色原型）寻子的信息，转发3万次，另外一条关于打拐信息平台“宝贝回家”的推广，转发量达38万次。同期，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做出修改，此类行为一律属于犯罪。

因为看完该片引发共鸣，影片上映一年后，一位24岁的四川小伙，藉由自己4岁时的记忆，在公安机关找到了自己父母的DNA，被拐20多年后亲人得以团聚。

同题材电影《失孤》，因为《亲爱的》一片的良好效应，隔年上映后同样引发口碑热议。

《中国慈善家》：你的微博转发了一条消息，有人把孙海洋的寻子信息二维码印在了亚洲大酒店的餐具包装上。很多人也在微博上@你同类消息，这是你拍片时想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吗？

陈可辛：完全没有。我曾说过，我不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思维的导演。

对我来讲，我觉得电影要非常纯粹，纯粹就是要感动人。不同导演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电影就是对社会的思考，这也是一个很纯粹的东西，因为他就是这样。

我喜欢看电影，每个导演都是拍自己喜欢看的电影。其实你是怎样的观众，你长大就希望变成那样的导演，我只能重复我观影的感觉，我希望把感觉传递给观众。

《中国慈善家》：你希望观众都有像你一样的观影体验。

陈可辛：对。我不喜欢动作片、特技片，从小就这样。我就喜欢一些小情小趣，跟我生活有关的一些东西，看了之后会感人，或者使我有一定的思考，有一定的共鸣。我一直拍戏，用同一个宗旨。

拍《亲爱的》，是我看了一个纪录片，情节非常不可思议。从情感上，思考上，都给我很大的感动，觉得非常需要把它拍成一部电影。这部纪录片，跟后来观众看到的电影一样，结构比较像。

我不是每天去关注微博，关注社会议题，只是那个东西感动到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大V，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大的社会议题，跟我说了之后，我说我还真没有这个想法，纯粹是觉得故事感人。

但问题是，故事感人，和我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感觉这是共通的。要是我特别有社会意识，有社会责任感，会影响到拍摄，在艺术表达上会有不够纯粹的地方。当你有一个主议题之后，当电影不够纯粹，观众会感觉到。

观众最不喜欢看你跟他说教，当你进入那个状态，跟观众已经是背道而驰了。

一把观众推出去，这个电影就完全达不到社会意义，反而有些时候，没有那么强烈的社会意识，可能会使到这个电影更好看，更好看可能也会使得结果更有社会意义，这是很矛盾的。我只想讲一个真诚、感人的故事。

《中国慈善家》：电影上映一年多来，有关注到更多被拐家庭，为他们去做一些事情吗？

陈可辛：有一点，不算多。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大V，也不至于影响那么多人。我能做的就是拍电影。

其实我想说，要是电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就继续做我的本分，拍好我的电影，不是去做慈善家，因为那不是我的强项。

我只要拍好看的电影，像《亲爱的》这种社会议题，也挺好，但是我发觉，我再找一些社会议题，再找一些电影，可能又不纯粹了。我会尽量使得自己在拍的时候，还是聚焦在故事情节感人跟戏剧性上，而不是把议题放在前头，我现在也在尝试去找。

《中国慈善家》：应该也有其他社会议题找到你吧。

陈可辛：因为我也是爸爸，小孩肯定是对我来说最触动的议题，因为小孩子就是未来。

尤其是当我对80后、90后、00后有困惑时，我突然看了一篇《经济学人》上的文章，讲留守儿童，我看了完全就傻了。

90后、00后，我一直以为“一孩政策”下出生的孩子都是被宠坏的小孩，但其实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这个议题我挺想拍的。

但是我还没找到故事。我问一些朋友，他们很多在捐学校，他们告诉我，捐那么多学校是没用的，因为没有人教。我才了解到，他们的学校，60%都是留守儿童。我非常希望做一个跟这个有关的东西，纪录片也好，在里面能找到一些感人的故事。这是我现在在想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拍电影，对你来说是讲一个具体的故事，但是大家能够看到背后一些东西，会产生思考。

陈可辛：因为电影是现在最通俗的一个文学，大家能够看到，影响力也够。

电影一向有这个功能，看电影只是两个小时的时间，比看一本小说都简单，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娱乐，不管这个娱乐是开心的，或者，哭戏也是娱乐，情感的抒发。电影是观众最不会觉得说教的一个形式。

电影够好看的时候，观众自然就会关注到一些问题。

关于龟和兔子的自我审视

陈可辛很少参加应酬，工作之外，他自认朋友不多。一直以来，他用拍电影的方式认知世界，也梳理着自己。

陈可辛1962年生于香港，8岁举家移民泰国，18岁到美国留学，21岁回到香港，给吴宇森的电影做监制，开始了电影生涯。

成长期动荡漂泊，陈可辛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主流，他坦言自己很容易长成一个问题少年，但因为和爸爸关系很好，家人给的安全感十足，虽然在外界时常处于边缘，但内心极少产生愤怒和不公平感，思考问题更倾向乐观的态度。

这使得他对人性有更多的包容，“每个坏人，站在他的角度，他一定有他的合理性，觉得对方坏。”这也是《亲爱的》故事结构最让他感兴趣的地方，“让我看到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

推出《中国合伙人》《亲爱的》，以及正在筹备的《李娜》，陈可辛被视为“最接地气”的香港导演，他对题材的敏锐度，甚至超过很多内地导演。在飞速发展的中国当下，陈可辛认为，就算是内地人，也不一定能理解这个社会，只有“多看，多听，多聊，去了解”，保持内心的敏锐度。

《中国慈善家》：在你的年纪，还在专注做导演的人不多。

陈可辛：有人生出来，就有一个工作。我是幸运的。

有些人是找不到他的专长，我是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了那个东西。也可能不是，是因为我做了三十几年，它已经变成我的专长。那么我觉得我的专长就是这个，我把它做好了，就很好。

很多时候，每个人把自己做到最好，这个世界就很好。

《中国慈善家》：我感觉你在跟自己交流的过程中，认识和发现了世界。

陈可辛：可能是。我从小就很清楚，我要拍电影。我的爸爸是导演，从小就跟他看电影。他的影响肯定是最大的，我跟他的关系从小就那么好。

我进入电影行业之后，又觉得自己不是十几岁就拍东西的天才型导演，我还是比较谨慎，思考所有的方面，慢慢去学做导演。不是说一开始就有了画面，有了镜头，我不是一个画面导演，或者风格很强的导演，我就是一个讲故事的导演。

《中国慈善家》：你如何看待自己拍电影的半生经历？

陈可辛：我爸爸最后是没有成功的，我想念电影，做电影，也可能有这个原因，从小确实有想出人头地的想法。

头十年，我觉得自己冲得很快，在香港电影最蓬勃的时候。我真的是这辈子每个潮流都碰上过，包括在香港以及后来拍合拍片。生在不同年代，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觉得已经很幸运。

当你活到我这个年纪，有些东西不是一个理论，就能讲通讲遍一辈子，大半辈子。用很简单的比喻，龟兔赛跑。做龟好，还是做兔好呢？我觉得自己又是龟，又是兔。

我觉得一开始我绝对是兔，后来一段，我觉得自己是龟，现在我又觉得自己是兔，整体还是龟。因为你走了那么多年，不可能是兔，兔就一两年，两三年的事情。

有几年也不是很顺，在《中国合伙人》之后，就更顺了，在更顺了之后，就不会再觉得是兔了，这两三年，就更清楚、更了解自己的强项、弱项，就更能面对自己，也就更不会太天真去发一些白日梦，去做自己做不了的事情。

我也是走了很多路。其实没有捷径，你以为你是兔的时候，以为身边的人比你快很多，但那些都是短途，只要你很纯粹地去做，做你专长做的，不管市场是怎样的，不管身边的人是怎样的，你就自己做自己。

现在都是十几个亿、二十几个亿票房，我觉得我不可能拍十几亿、二十几亿票房的电影，只能拍自己最擅长的，拍自己擅长的就能拍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