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用自己的方式触摸当代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５日，韩少功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人物简介

韩少功，1953年生于长沙。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上世纪90年代主持《天涯》杂志。曾任海南省文联主席。代表作有《爸爸爸》《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日夜书》等。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

 见到作家韩少功，是在一个晴朗的冬日。他来北京开作协会，会后只多待一天，来去匆匆。他住的酒店一层有几扇雕花窗棂，透过玻璃，便能看到外面的假山园林，一派古香古色。摄影记者见好景难得，特意邀请他到一楼拍摄。韩少功很和善地答应了。他穿着一件中式外衫，午后的暖阳在他身后铺洒出一层柔软的光，衬得他的笑容愈发和煦。

 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

最近，韩少功出了一本新书《夜深人静》。里面的内容与其说是过往作品的片段剪辑，不如说是一本浓缩的精华，以“少年”“乡亲”“天下”“书卷”“心魂”这5个部分来展示韩少功从懵懂到花甲的心路历程。“我编这本书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写作过程中，无论小说还是随笔，其实亲历的经验还是蛮多的。有些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也有现实或深或厚或浅或淡的影子。”

　韩少功的心书《夜深人静》。　

有段写“文革”中下乡，书中的原型就是他自己。“我当时还不到16岁。政策规定不满16周岁的可继续升学，父母身边也可以留下一名子女，我都符合，本来可以不去。但我觉得留在城里也没啥意思，朋友、同学都去了，我一时心血来潮，就决定放弃升学，去了农村。”

在湖南汨罗农村过“公社”生活，一待6年。那是一段连钢铁都能被销熔的岁月，韩少功却发现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做农活经常受伤，锄头割伤的、茅草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血痂，但每个人都习惯朝伤口上吐口唾沫，或抹把泥土，有时甚至不在意伤口，因为肌肤早已麻木粗糙。

恶劣的条件中，韩少功也如其他热血青年，豪情万丈地想为农民传授现代知识。“那时候我办夜校，老乡们认为有文化就是会写对联，我哪会写对联？老乡们又问：那你会写祭文吗？村里有人去世，就要用到祭文。学生娃哪会？老乡们就不屑：你还有啥本事？”韩少功像传授真理那般告诉他们：地球是圆的。老乡嗤之以鼻：狗屁！怎么没看到湘阴人两脚朝天！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韩少功早已放弃了“救世主”的心态。“我们自以为是知识分子，想指导他们这个那个。但其实农村有很多聪明人，农民有很多关于动物、植物、草药、天文的知识，只不过他们的知识和现代工业社会脱节，看起来似乎无用、不值钱了。而我们的知识体系，那些数理化文史哲，和农耕环境又是脱节的。”

在那个宣扬知识无用的年代，韩少功却明白了真正的学问要经世致用的道理。

　　２００７年，韩少功和妻子在湖南乡下，傍晚时分从田地里“收工”回家。

知识界的分流源自现实的撕裂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韩少功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大一时，他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七月洪峰》，次年又发表作品，随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文坛崭露头角。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致力于从传统意识、民族心理上进行挖掘，试图解答为何中国会在近代产生文化断裂。东北有阿城，西北有贾平凹，上海有王安忆，北京有郑万隆……身在湖南的韩少功则是倡导“寻根”的主将。1985年，他发表文章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

那一年，也是韩少功文学生涯的界石。他的《爸爸爸》《女女女》等小说发表后，反响热烈。尤其是《爸爸爸》，通过对一个近乎封闭的原始部落山寨的描写，明显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和《环球人物》记者谈到这段时，韩少功如此解读自我：“整个80年代，我基本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爱好者’和‘信徒’。脑子里有一个朦朦胧胧的逻辑：市场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等于现代化，现代化等于美国。”

这似乎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脑海中的逻辑。改革开放，外资外商大量涌入，大洋彼岸那边金光闪闪的车流、立交桥、摩天大楼……通过电视让国人大开眼界。

“当然到了后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会发现没有那么简单。”现实中，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官二代、富二代、环境污染、乞丐村、房奴……整个社会再也不是改革开放前，左右会盟、朝野合力，以最大公约数进行转轨的时期。“知识界日后的分流，其实源自现实的撕裂”。

上世纪90年代，韩少功主办《天涯》杂志，用专栏开展讨论。他反对教育、医疗的市场化，被讥讽为保守，甚至称他是“新左派”。1996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按照词典的形式，收录了一个虚构的湖南村庄马桥镇的115个词条，表现的则是他对人类文明、对人性的思考。小说一出版就引发巨大争议，当时有媒体称之为“文人的断桥”。

如今，韩少功已淡然：“中国思想界巨大的争议就是从90年代开始，这是现实的倒逼。”

有记者曾问过韩少功对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怎么看？他回答说：“80年代单纯一点，90年代世故一点。当我们能比对出一种叫做单纯的东西，或者当我们开始怀念一种叫单纯的东西时，肯定是我们已经世故了。但是，如果我们从80年代的单纯滑向了世故，那一定是那种单纯抗压性不强，吸引力不够，不然我们可以一直单纯下去啊。所以80年代的单纯是脆弱的。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不能简单说单纯就是好，或者世故就是好。”

整个思想界的分裂在他看来也是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对西方的狂热迷信是因为‘文革’期间，我们被极‘左’思想害苦了，尤其知识分子，受苦最深。没有那样的极‘左’，我们怎么会右呢？反过来说，没有那种右，比方说要用市场把医疗、教育等问题都统统解决，那‘左’也起不来啊。很多工人、农民，为什么现在那么怀念毛泽东，是因为两极分化把他们逼惨了，工作饭碗都没有了。”

从八九十年代一路走来，如今的韩少功，早已不认为思想是简单的二元对立，“那种以观点划线站队太简单了。无论是人本身，还是现实本身，都更复杂。我敬仰优美的敌手，厌恶无聊的同道。有的人思想观点和我一样，但说得没意思，我也不爱听。观点和我不一样，但言之成理，我也服他三分。”

 很多事情都在往心里走

2000年，韩少功迁居湖南汨罗乡下，过起半年城市、半年农村的生活。村子在一座山上，离他当年做知青的村庄20多里。“我生性好人少，好静。在城里居住的时候，也是选址在郊区。那种走十几里荒无人烟的地方，总是会让我有一种兴奋感。”

韩少功喜欢乡下的土地、天空、自然，他种了很多庄稼、蔬菜，每天有半天的时间在田地里，修枝拔草，锄土浇水。到了收获季节，老婆就负责加工，制腌菜，做菜干，忙得不亦乐乎。“日子一点儿也不单调。乡下的劳动是丰富多样的，今天开花，明天结果，今天下雨，明天天晴，时时刻刻都会有变化。”

乡下村民也让他比在城里更自在。“城里你和陌生人见面，总会互相打量，你是什么身阶，我是什么身阶，互相之间如何说话，哪怕同一栋楼的邻居，都会这样。但乡下人不会，走到任何一个房子，都会被热情对待，这样的氛围我很喜欢。”

和40多年前当知青时相比，他对村民有了更多的认识。“没下乡时完全陌生，刚当知青时有抵触、厌恶，后来慢慢觉得可亲、可敬、可爱，后来又有所调整。乡亲里面我记录的人物，有的也有很多毛病，或让人哭笑不得的东西。我不崇拜富人，也不崇拜穷人，穷和富不是我这里的标准，甚至知识、头脑也不是。一个教授曾把人比作芯片，说没有知识和信息的芯片，只值5毛钱，但如果写上知识和信息，能卖上百上千。大家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可我对他是怀疑的。我觉得他就像一个桃子，自我感觉比树枝、树叶、树根都高贵，但如果没有那些不起眼的树枝、树叶、树根，桃子何在？”

在乡下，韩少功过着昼耕夜读的生活，雨天也会读书、写作。“孟子有过‘夜气’一说，以为一个人入夜最容易入道、通神。如果孟子有田地需要打理，他就会知道还有雨气一说”，夜思、雨思中，韩少功写下了《暗示》 《山南水北》 《日夜书》《革命后记》等一系列作品。

他把年轻时的写作，看成是用脑子写，现在则是用心。“人在少年时，会遇到很多急迫的问题，很难超越现实去考虑那些恒久的意义，于是用脑子写；年纪大了之后，很多事情都在往心里走，考虑更深远，更多地是在用心写。”

如今这个时代，在韩少功看来，是一种原子化的社会：个人利益为本位，集体、社会、历史等东西都被抛得很远。而他的作品，持之以恒地写“老帮菜”，写那一代知青的现在、过去和未来。

“作家只能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中国当代太复杂了，怎么看待这个千面之国？我们这代人如果有点发言权，有点经验，那就是自己曾经的经历了。唐朝我没待过，清朝只听说过，可当知青这一段，我们不写谁写。知青如何从过去走到当下，现在怎么分裂，也是一种当代性。而且一个人，记忆最鲜活的是少年时代，鲁迅写小说是往回走，沈从文在北京待了那么久还是写湘西，都是这样，他们和当下生活会保持一种距离感，有一个沉淀期。”

在韩少功看来，一个合格的作家，“一只眼睛看着自己时，应该拿出另一只眼睛看着社会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