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赞波：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

2016年1月6日，张赞波在798园区。（《环球人物》记者 侯欣颖  摄）

人物简介

张赞波，1973年生，湖南邵阳人，2005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关注社会发展下的个体生存境遇，曾拍摄《天降》等。2015年出版《大路》及纪录片《大路朝天》，讲述高速公路建设背后的人生故事。

 中伙铺是湖南怀化的一个村子，旧时北京到昆明的驿道从此经过；民国时，为了战事需要，修建了湘黔公路；2009年，穿越村子的溆怀高速公路开工。从那时起，中伙铺这个名字就和张赞波联系在一起了，他在此“潜伏”３年，拍下了这条公路背后的利益纠葛、人情冷暖。“从古驿道、水路、公路到铁路，再到高速公路，时代的步伐匆匆向前，一定有什么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见到张赞波，是在北京798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落座，要了一杯水。他清秀谦和，有一种纯真和悲悯，偶尔也会昂扬激越。“刚从工地回来时，我还不太适应，因为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

高速公路上的人造风景

张赞波的老家在湖南邵阳一个贫困山区，交通状况非常差，出行几乎只有坑坑洼洼的土路。直到1994年他到湘潭大学读书时，湖南省连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在张赞波的想象里，高速公路应该是一条自身携有动力的道路——类似电力传输带，汽车开上去，车也走，路（传输带）也走。

大一暑假时，张赞波和同学到深圳打工。当时，梅林到观澜的高速公路通车，离他们的工厂不远，好奇的年轻人相约去参观。20岁的他这才知道原来高速公路并没有传输带，还因为自己的无知红了脸。

也是那一年，他的“发小”斌和到了湖南双峰县一个叫做“青树坪”的地方，成了一名普通的道路施工员。3年筑路生活，斌和写在了字里行间：“黑蚊子轰然之声盖过法国幻影F1战斗机”，“我的工作是管一台柴油机，一台搅拌机，一个是轰隆隆之物，一个是庞庞然之物。机械修理，加水加油，很单调的生活”。

尔后，张赞波也大学毕业，成为长沙电信局的一名员工，工作稳定，待遇也不错。但这个追求自由的人终究无法安于琐碎庸常，2001年，他考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2003年冬天，张赞波和斌和相遇在“路”上——他第一次真正走进斌和所在的位于湘西凤凰的工地。遍地废墟，一片尘埃，灰头土脸的民工正弯腰敲敲打打，挖土机或压路机轰隆不息地工作着，一盏大功率灯泡驱散着黑暗，制造出新的人影幢幢……他用随身带的一台小DV，走马观花地拍下了这些“人造风景”。

毕业后，张赞波放弃了留校，辞了职，咬牙花3万块钱买了台摄像机，成立了只有一个人的工作室，拍起了纪录片。而斌和也经历了国营路桥公司的改制与下岗，继续在筑路行业摸爬滚打。

个人命运会在时代裹挟和自主选择中转个弯，道路却一直在向前，向前。2008年，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数超过6万公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高速公路规划网正在紧锣密鼓地编织，计划把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和所有铁路、民航、水路交通枢纽、重要对外口岸连接起来，强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世界再次惊叹“中国速度”。

代表着“中国速度”的高速公路建设背后，一条路是如何筑成的？筑路的人是谁，他们来自哪儿又去向哪儿？这条路如何穿过了一家人的院落和菜地，为当地人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依附于普通公路生存的人与新生的高速公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纠葛与碰撞？……一条路不仅仅是一条路，它就像速度、发展、现代化的触手，伸进了广袤大地上的最细微的肌理与血脉，裂变正在发生，每个人的命运因它而改变。

这样的思考让张赞波和斌和第三次相遇在“路”上，前者要拍一部关于高速公路的纪录片，斌和把他介绍到了溆怀高速公路第十四合同段项目部。2010年3月，一个小伙子出现在中伙铺，此时，他不叫张赞波，而叫张赞。除了不领工资、不用上班打卡、手中多了个摄像机，他和工地上的人没什么不同。这个张赞性格随和，有时少见多怪，喜欢看热闹，喜欢追问和倾听。

施害者和受害者

“潜伏”工地3年，张赞波的镜头里有路桥公司职工、修路农民工、包工头、工程监理、当地村民与基层官员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斑斓而复杂的世界。

老何带着20多人的挖桩队来到了工地，住在比邻猪圈的工棚里。谁知这里地质结构复杂，已经有两拨挖桩队知难而退，老何进展非常缓慢，他不得不讨价还价甚至威胁，包工头龙老板终于同意加钱。但坏运气依旧没有结束，儿子小何差点被溶洞涌出的流泥淹没；工棚被盗证件丢失；因为工程进展缓慢老何的工钱被扣下了；小何一气之下和几个年轻人走了，队伍四分五裂；和他搭档干活的老姜在井下被石头砸断了一根肋骨，这让老何非常自责。

60多岁的民工老朱被同屋的年轻工友打断了两根肋骨，在包工头罗老板补发了3个月的工资后，悄然离开了。

工地上没有娱乐，除了看电视，就是打牌——老总和民工的区别只在于点数的大小；雄性荷尔蒙高亢的男人们聊着桥头堡“红灯区”，因为一场马戏演出没有预期中的“特殊节目”而失望。

在检查施工质量时，与项目部一向和睦的黄监理大发雷霆，被毛总拉到小屋子谈话，然后笑盈盈走出来，上车一溜烟去了县城找乐子。更大的领导来视察，对施工人员不按规定操作大加斥责，一番公关后事情不了了之。项目部的人一语道破：“他们总是习惯于用人民币去擦屁股。”

留云寺被迫为修路腾地，菩萨被临时放在防雨布搭的窝棚，只有唐老师——有着珍爱传统、愤世嫉俗的文人本性，又肯躬身世事——为寺庙搬迁重建跑前跑后。

欧婆婆一贫如洗的老房子被爆破的飞石砸得千疮百孔，她的哭声被一声声爆炸声所淹没。即便小儿子回来后，也无法拿到建房子的赔偿款，只能暂时住在破烂的窝棚里。而从事爆破的民工完全暴露在漫天飞尘中，就像白头发白胡子的圣诞老人，他们几乎没人听说过尘肺病。

在征地过程中，保护鱼塘的“刁民”欧疤子在“联合执法”时气焰全无，还给警察抓了一条四五斤重的大草鱼；挖桩队施工时破坏了地下水系，喇坪村没了水源，3个月解决问题的承诺没有兑现，村民们愤怒了，项目部的孟总被村民打倒在地。

一个村支书想从项目部承揽一些工程不得，又想要1吨水泥和河沙，包工头做不了主，只好送去400元钱让他自己去买，“没办法，他是地头蛇，我可不能得罪他。”

依附于省道的县公路局执法大队找人把项目部的人砍了——在更深层次，这是由于高速公路修建引发了利益的转移与重新分配。最终，私了了，留下的唯一印记体现在支出表上：被砍伤民工的名字、赔款数字以及一个个红色指纹。

在这些围绕高速公路展开的冷暖故事中，底层小人物是张赞波关注的。“我自己就是底层，我所拍摄的对象，只能是和我呼吸相通、患难与共、悲喜相连的人。”有时候，这种患难与共的感觉，让张赞波愤怒得想从摄像机背后跳出来，从记录者变成一名参与者。

村里有棵100多年的古樟树，主人房子拆迁了暂时住到了别处，绿化公司的大背头老总却让人把树挖出来，想卖到城里大赚一笔。树主人知道后，非常气愤，两人理论起来，大背头仗着势更是嚣张：“你再推我一下，我喊他们打死你”，“我今天要是将你打死在这，我赔你几十万就是了”。张赞波说，这一幕他至今想来都很愤怒，“当时我都不想拍了，特别想冲过去，但还是忍住了，因为用摄像机记录下这一幕会更有价值。”

然而社会与人性的复杂，并不浅尝辄止于底层、同情这些词汇。就像张赞波说的，“在一个并不尊重个人权益和尊严的环境里，并没有幸存者。”当项目部的毛总低三下四给监理说好话的时候，当孟总被村民打了的时候，他们权益和尊严同样没有保证。施害者和受害者也不过是相对的，就像项目部的狗黑皮，也是底层暴戾的受害者。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实习施工员，喜欢将夹文件的铁夹子夹在黑皮的尾巴上或脚上，看着它在办公室里痛得嗷嗷乱窜，便和一群围观者哈哈大笑。

张赞波在工地拍摄。

有自尊地活着很难

2013年12月30日，溆怀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这条道路经历了2009年４万亿经济刺激计划、2011年湖南高速系统“塌方式”腐败，此时受到八项规定影响，相比４年前繁冗而铺张的开工仪式，通车仪式仅仅两分钟就结束了。张赞波坐着朋友的车，穿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这条路的前世过往，让他体会到与之相连的卑微人生和悲喜故事，也寄托了他对现代化、高速发展的观察与思考。

当发展成为时代的第一主旋律，当整个世界沉迷于速度之恋时，问题随即而来。发展一定要经历阵痛吗？张赞波觉得，发展带来的阵痛有些难以避免，但会有程度深浅的问题。普通人可以有尊严地生活吗？他说很难。在世俗意义上，张赞波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租房子，没有固定收入，初恋女友是同学里最早的副处级干部，但再也聊不到一起去了。何谓现代化，就是到处都是高速公路和高楼大厦，人人都用上４Ｇ手机、在ＡＰＰ上购物？张赞波给出的答案是：只有将人当做人，一切器物都是为人服务，才具备走向现代化的基础。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正滚滚向前，这是一条更漫长、更宽广、更有力的道路。没有人能置身其外，和这条大路背道而驰，或逃脱它制定的轨迹、方向和速度。作为记录者的张赞波也是如此。人和时光，都在这条路上，永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