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侠吴一龙

吴一龙（图/记者 大食）

2015年9月，国际肺癌研究学会（IASLC）将杰出科学奖颁给了吴一龙，以表彰他在肺癌的研究与治疗上的贡献。这个奖项由全球的行家里手投票产生，这是该奖40年来首次颁给华人科学家。

IASLC颁奖时这样说：“吴一龙教授，代表着肺癌研究历史上的中国贡献，尤其是靶向治疗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国际尤其亚太地区晚期肺癌治疗原则、治疗指南绝大部分出自中国。”

吴一龙生于1956年，现为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广东省肺癌研究所所长，还是美国外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肺癌治疗领军人物”。

得了杰出科学奖之后，有民营医院找到吴一龙，给他开出了300万元的年薪。他拒绝了，理由是民营医院是让他过去赚钱，而不能为他提供一个很好的研究平台。从医多年，吴一龙几乎担任过各个级别的行政职务，来广东省人民医院之前，他是中山三院的院长。在这个职位呆了接近4年，“这是我学术退步最厉害的时候”，因为太忙了。此后他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不要当一把手。

奥巴马今年提出“精准治疗”计划，令精准治疗走入大众视野。在肺癌领域里，吴一龙已经专注于精准治疗十多年。这段时间里，在坊间有着“广东肺癌第一刀”称号的他，并不自得于手术的效果，而是和团队成员一起，深入攻治EGFR、ALK 等基因突变引发的肺癌，以延长患者生命。通过推进精准治疗，吴一龙希望在未来10年内让肺癌成为不再显得那么可怕的慢性病。

我们刚见面时，他看上去有些疲惫，但只要谈起自己的研究来，就神采飞扬，对待每一个问题都极其耐心，不会抛出一些外行人听不懂的术语。

文艺青年

“人文”，这是吴一龙在各种场合经常提到的词汇，他无时不在强调医者的人文素养。

这或许归因于他的家庭背景，“我们的父母算是小知识分子，从1949年以来一直都是在最底层，也是整天都是在担惊受怕的，因为运动一来，都是要整‘臭老九’的嘛。所以他们当时给我惟一一个要求就是，选一个不管朝代如何变化你都能够生活下去的职业。老师他们自己当怕了，那就只有当医生了。”

1977年，他参加了高考。“第一个志愿填的是中山医学院，当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当时是‘可教育好的子女’——我不知道这个词你听过没有。‘可教育好的子女’能不能参加考试？不知道。等到高考前一个月的时候，邓小平、华国锋说这批人也可以考，我们才去考。”

最终他被第一志愿录取。他用带有潮汕味道的普通话，热情洋溢地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生活，“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多疯疯癫癫啊！1979年开放的时候，我们都跑到书店排长队买《白夜》啊，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呀，买了一大堆这样的东西看。”

那时的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我们在学校出黑板报。我一个很好的同学是写诗的，我是写散文的，每一期黑板报都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几个人不知天高地厚，写了一本医学史，当然了最后这本书没出版，但我们把整个医学史理了一遍。现在我会跟学生讲医学史，是得益于那个时候。”

大学时期的吴一龙，有着充沛的精力，就在校园里办了《中国医学生》这本杂志，“那些大的专访都是我写的。但非常遗憾的是，1986年反对精神污染，所有学校一定要砍掉10%的杂志，中山医学院只有这本杂志属于人文的，最后被砍掉了。”

当时的毕业生还要参加一个全国统考，吴一龙考了全国第10名。其时还是分配制度，他被分去了肿瘤科。当时的流行说法是，“金眼科，银外科，不三不四肿瘤科。”肿瘤医院就在学校宿舍的附近，他读书回来，往往都能听见里面传出来的哭声。“我当时有个小九九，就是我到外科，不知道得花多少精力才能够做出一点点东西出来。但对面那家都是死人的地方，我可能做出一点点东西，都是一个不小的成绩了吧？所以分配我去，我也乐意，没有想到要变。”

参加工作后，吴一龙有感于人们在性知识方面缺乏常识，在1983年参与创办《家庭医生》杂志。那时候，他会和同事们一起讨论稿子到凌晨三四点。“杂志有一个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叫作‘心灵深处’，专讲心理的，里面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是出自我手。我为了写这个东西，学了很多心理学的知识，补了很多课，哈哈。到今天他们都说我知识面很广，跟这些经历有关系。”

谈话中，吴一龙能随便拈出一些中外文学名家的名字来。各类文学作品中，武侠小说是他情之所钟，其中古龙是最爱，自言到现在还在看，《陆小凤》已经看了三四遍。温瑞安也是他很喜欢的武侠作家，因为其风格与古龙接近，“可惜现在不写了。”令他惋惜的，还有武侠小说在整体上的凋零，“所以将来退休，我准备写一本小说，名字叫作《医侠》。”

我问：“背景是古代吗？”

“啊不，现代的，就把我们医生的那种侠客精神写出来。”

“你对自己的定位也是一个侠吗？”

“带有一点侠的性质在里面。”

医侠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熟悉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这是《神雕侠侣》中郭靖对杨过说的一句话。大侠郭靖的着眼点，不在一己，而在人群。以侠者自期的吴一龙，似乎也与郭靖有同样的眼光。

2001年，为了挽救一位肺癌患者的生命，吴一龙率先从国外引进易瑞沙（一种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药物，当这个基因发生突变，正常细胞就会变成癌细胞。易瑞沙能有效阻止EGFR基因突变，让癌细胞不再复制），令患者病情好转。

当时，易瑞沙并不对欧美的患者起很大作用，在欧美临床试验的成功率不到10%。这并未影响吴一龙进行探究。他与团队成员发现，“EGFR在中国等东亚地区的人群中的突变发生率特别高，大概占所有非小细胞肺癌的30%，而在西方人群则少于10%。”与常规化疗相比，易瑞沙对有EGFR基因突变的患者有效率达到了60%-70%。

这项研究成果震动了学界，被誉为“建立了EGFR基因突变型肺癌的治疗新标准”。但易瑞沙很贵，每位患者需要每月为之付出逾万元的费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吴一龙多方奔走，推动广州市医保局将这种药纳入医保范畴。

这件并非本职工作范围内的事，耗去了他整整两年的时间。他遇到了阻力，“第一，这个药确实是非常贵的，如果纳入医保的话，那不是医保全吃空了还付不起呀？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第二，患者不治疗可能也能活过一段时间，这药为什么要那么贵？第三，我们这边对这种新的东西呢还是了解不够。”吴一龙非常理解这种阻力的产生，“所以我当时做的第一个工作，是帮医保局去算账，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查到这个靶点，吃这个药是百分之八九十有效，然后不需要再吃其他药。我们在内部做了这个规定工作：一旦这个病人确认可以用这药的时候，在医保上其他药都开不出来。把这个东西制度弄出来，一年算起来比起过去不这样控制还节省费用了。”

在吴一龙的持续推动下，2010年，广州市将易瑞沙、特罗凯这些指向明确的药物，纳入了医保范畴，患者只要确定是特定的基因突变引发的肺癌就可以申请，此前每月付出1.5万元，纳入医保后变成只需要支付1000-2000元。现在，这个做法已经在国内多个省市推广开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医保局算这笔账的环节至为关键，而这并非是吴一龙的本职工作。“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能够只是停留在浅层次，要从深层次为对方着想：他们在考虑什么东西？有什么体系可以帮他把这个问题完善？这样办起来才能够成功。如果我当初只是口头讲，他们给你面子：哎呀这个大专家说的话，回去研究研究吧。回去研究就不下来了。但我说：可以这样这样做。这就是利用我的专业知识来为他们服务嘛。”

谈起这件事，吴一龙颇有感触，“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吴一龙一天能看42个病人，再多两个吴一龙，也只是看一百多个嘛，比起中国一年60万的肺癌病人，要多少个吴一龙才看得完？但我们一个举措，一下就几千人上万人都受益了，不是更好吗？”

以人为本

1988年，吴一龙赴德国进修，在那里待了一年多。德国的所见所闻，在他身上留下终生印记。他刚到那边的时候，看到医生和病人一起讨论病情，确定手术方案，大家开诚布公，各种方案如何操作、存在什么风险都列出来，然后建议病人选择哪个方案。所有的信息，医生都清楚明白地告诉病人，甚至医生之间的讨论过程，也让病人全程看在眼里。这样一来，病人就清楚知道自己的情况，以及适合哪个方案，最后的抉择权在自己。

这种以人为本的做法，震惊了吴一龙。时至今日，他回忆起这一场景，仍然激动到哽咽，“现在有非常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特别是90年代以后，我们教导出来的医生，承受的压力非常大：要为医院做多少的手术量，才能达到这个优。就是按照工厂的方法来管理医生。手术量、经济指标，如果一个人过分强调这个东西，是不会关注到其他地方去的。就是我们会把人当成机器。”

德国之行中令吴一龙感动的还有，“我碰到过一个护士，上班时看到她受了委屈在哭。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突然间有个病人要推到手术台去了，那是一个艾滋病人啊！这个护士一听病人来了，哇，态度马上变了，从哭的就变成笑容了，还跑到这个病人面前，跟他亲吻一下，拍拍肩说，‘放心吧，我们医生非常好，会帮你做啊！’你说是不是非常动人？我每天都见到这样的例子，他们都把工作当成一份神圣的职业去做。”

甚至他所见到的德国患者，都非常信赖医生，几乎看不到什么医闹。这让他觉得，“你越是开诚布公，事情就越好办。现在我的看病风格也是这样。我们潮汕的人来，都跟我讲一句话：哎呀，千万不要告诉我爸妈得了这个病啊！我最反感这样做了。你爸妈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呢，她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决定什么，心理上我们可以一起来帮她克服，但不能瞒骗。”

德国的医疗体制也让吴一龙感到新鲜：他的导师在公立医院当主任，医院有一部分地方是老师的私人病房，做手术所得的钱，60%是归他的老师，40%才是医院的。“他们很严谨，做任何一件事情，完全不必找熟人，填表送上去，然后一切就OK了。说老实话，在德国要做到更高层次的医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等级比我们更森严，一个科室就一个教授，除非这个教授走了，才会竞争。现在还是这样，而且这个竞争是全国的，必须在他们的医学会杂志登出来说这边有一个空位置，全德国达到要求的人都可以来应聘。”

直至今日，国外的医者仍让吴一龙内心有所感触。最近，他把世界3个最顶级的外科医生请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他们分别是：前任的国际外科肿瘤学会主席、现任的主席，还有候任的。这些名医讲完课以后，就跟他们一起为病人做手术。“第二天晚上讲好跟他们吃饭的，因为病人太多了，他们就不吃饭，从下午5点钟跟我们一起做到晚上9点钟，把所有手术都做完了。这就是大牌的医生啊！他们没有想：哎呀你们对我不尊，而是主动跑到手术室说一起来做吧。”

我问：“类似的情况，在国内的医学界常发生吗？”

吴一龙摇头，“做不到，做不到。我为什么感动，这么老还是受感动，因为我衡量自己，我也做不到。所以我跟他们比，我觉得自己都很惭愧。所以说，自己也是在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

死亡是一种选择

1989年，吴一龙结束了在德国的进修，导师问他回中国还是留在德国。他考虑到自己能够来到德国，是因为得到德国一个基金会的支持，决定遵守契约，回国服务。临走时，导师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只要了一张CD，里面是典型德国风味的乡村音乐。

回国后，吴一龙重返中山肿瘤医院任职，头几年，“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他并不受重用，感到了失望。“那时候我就记得我老师一句话，他说当外界不理解你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争辩，你就做自己的事情。”他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把所有治疗过的病人的资料找出来，建了一个大的数据库，然后写综述。

1995年，他看到一篇英国的文献，里面总结了60-90年代肺癌治疗的状况，用了“个人资料的综合分析”这个词汇，其中有一个结论：做完手术后给病人加一个放射治疗，非但没有给病人带来好处，还带来了伤害，死亡风险增加了21%。这个“吓人”的结论，令他对这种讲究证据而非经验的研究方法产生浓厚兴趣，由是于1998年在国内率先开了“循证医学”这门课。

到了2002年，“有一个时髦的‘介入治疗’，就是用一个管插到肿瘤里面灌药物，说是效果好得不得了。我就用这方法给它做了一个重新评估，发现效果可能没那么好。发表了我的观点后，所有搞放射的人就跟我争。有一次他们在广州开大会，大概八百多人，他们的主任委员就请我去讲一讲。我刚开始非常忐忑，说我能去吗，讲我的观点出来，八百多人每一个人吐一口口水，我不是给淹死了？死都不肯去。但是那个主任委员很有料，他说你一定要去，一定要把你的科学方法告诉大家。所以我就去了。我演讲完，整整10分钟没有一个人出声。我打动他们了。”

这段经历让吴一龙得到了教益，“到现在我经常教下面的人，人生没有永远顺利的，当你不顺利的时候，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要去管人家在想你做什么事情。所以当这个时间一过去，我回头看，哦，原来人家对你不了解的时候是你出成绩最大的时候。”

与癌症跟死亡打交道了这么多年，如今的吴一龙，如何看待死亡这个话题？

他平静说道，“其实，死亡是生命的一种选择。你活着、死亡都是一种选择，只要我们尽力了，千万不要去做一些增加痛苦的事情。现在对很多到了终末期的病人，我的学生包括很多人都说：哎呀一定要想办法治疗！其实我知道我们手中的武器，到了终末期，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任何一种治疗只是增加痛苦，所以我会更倾向于让病人安静地走下去。这种理念，现在很多医生也不接受的，他们觉得好像太过悲观了。”

这种理念也得自他在德国的学习，“有一次周末，我到了奥地利，就去找贝多芬的坟墓，找来找去找不到，在一个地方耳朵突然响起了《第九交响乐》，心想肯定就在这附近了！我就找，真的就是在这附近喔！我到现在还理解不了当时为什么突然就冒出《第九交响乐》的音符在我的脑海里面。”

“看了贝多芬的墓地之后我觉得，死亡你说是很残酷吗？不是的。你看多少人在纪念贝多芬？我们这里坟墓是冷冷的、阴森森的，但人家那变成旅游胜地，每个墓碑，有名的没名的都变成一种艺术。所以我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