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一些事像刀子刻在心里

贾平凹最新一部长篇小说《极花》将于下月在京面世，12月2日，他接受了华商报独家专访，将写作此书时的感受及书后故事和盘托出。

写它，缘于老乡的一件真事

华商报：贾先生好！这本书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贾平凹：最早写《高兴》时，就接触到发生在我老乡身边的一个故事，但十来年了，一直没有写，后来写《老生》时，开始构思这个小说，但真正动笔是今年夏天，写得也快，七月中旬初稿就成了。我爱在夏天写东西，我又不怕热，跟热气球一样，越热越能飞起来。

华商报：书名《极花》能否解释下？

贾平凹：是小说中村子里的一种植物，你应该知道冬虫夏草吧，它在冬天是小虫子，睡眠而死，到夏天它变成草和花。极花跟它有点儿像，但又不是，村子里的人用极花仿冒冬虫夏草去卖，但这些都只是背景，主要是写一个人。

华商报：这个人是主人公？根据书名，感觉主人公是女的。

贾平凹：对，是女的，叫胡蝶。当然也有男的，但主要围绕着这女的展开。

华商报：怎么展开？形式上跟你以前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贾平凹：现在的这种题材和写法，决定了内容会短一点，开始我想起码有四十来万字篇幅，但写着写着，感觉不是我在写了，是她、是胡蝶在唠叨，完全听她自言自语。她在说，又好像周围有一个人，她在对那个人说，那个人是谁？是读者，是社会。她说完了，故事也结束了，16万字，是我长篇里比较短的。

华商报：能不能稍微“剧透”一下？

贾平凹：简单说，就是一个女人叫人骗走了，被拐到外地，在当地是咋生活的，后来被解救出来，时间不长，她又跑回被拐到的那个地方了。内容大概就是这，一本小说，三两句咋能说清。

华商报：有点离奇，这是真事？

贾平凹：当然是真事，写这本书前，我没给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里，一想起来，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写《高兴》时，我一个在西安打工的老乡的女子被拐卖到山西，警察解救她的那晚，我一直关注着，老孙（孙见喜）也知道这事，我俩守在电话机跟前。直到半夜了那边打电话来说解救成功了，他们正往山外跑呢。后来才知道详情，当地人撵呀打呀，那比电影情节还紧张。当然，这本书重点不是写警察怎么解救，这种案件在中国太多太多，别的案件可能比拐卖更离奇和凶残。我关注的是城市怎样肥大了而农村怎样地凋敝着，关注的是怎样去挖掘当地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

农村的凋敝值得注意

华商报：你是说拐入地的情况？

贾平凹：是的，主要写这个女人在拐入地的生活。我老乡说过，解救女儿时他去过那个村，在高原上，风头子硬，人都住在窑洞里，没有麦面蒸馍吃，他说他能想象，娃当时都受了些啥罪。你想，他女儿当时被骗上车后，发觉情况不对时想反抗，结果被打，被强暴，被威胁着要毁容要割肾，人贩子还当她面跟买主讨价还价。卖到当地以后，人家把她用绳拴起来，有专人看管，一年半就没让出窑，然后是强迫生娃，等等。当然，我是用虚景写这些东西。

华商报：听你这描述，拐入地简直像土匪窝。

贾平凹：是有点儿像，我最初听到，也曾非常激愤和悲哀，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后来知道了更多详情，感受就很复杂。解救时，他们被当地村民疯狂地追撵堵截，村民高喊着，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老婆？买来的十三个女人都跑了，你让这村灭绝呀？！静下来想想，恐怕这种地方、这些情况，还不止一处两处，它背后肯定有深层次原因。那里的人为啥要买媳妇？为啥又不断有人被拐卖？现在很多农村，所有能行的男人都出去了，年轻女的也都出去了，留下的大都是些没技术、没资金的男人，根本就娶不上媳妇。农村，男的出去后还可能回去，女的一旦出去了，基本上就没有再回去的，一个村一个村，没有女的，男的都是光棍。这样下去，村子是不是就快消亡了？这也是个严重的事情，但谁来管？

华商报：你认为这里有，或者说这就是深层次的原因？

贾平凹：农村的凋敝值得注意。一般而言，有四条线共同在村子起作用，一是基层政权，一是法律，一是宗教信仰，一是家族。但现在这些东西都起了变化，庙没有了，家族关系淡了，法律也因为地方偏僻而显得松懈，各种组织又不健全，这些导致了农村的无序，大量的人往城市涌，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好多奇特的事。政府是很重视新农村建设的，但农村里没有了年轻人，靠那些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去建设吗？我们经常在一些农村看到集中盖起来的漂亮房子，但那些地方基本上是离城近，自然生态好的。稍微偏远些的村子，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没技术、没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靠地吃饭，靠天吃饭，却无法娶妻生子。在小说里，村子产一种葱，男人吃后特别有欲望，但永远没有女的，他们就窝在农村，像残山剩水的瓜蔓上一层开着不结瓜的荒花。

写作像拿碗在瀑布下接水

华商报：回到故事，女人被解救出来，应该是重见天日了，怎么又跑回去了？

贾平凹：这就是真实而离奇的结局。当时把她解救出来后，人家却把孩子留下了。这边，她与父母团圆了，但那边，她又母子分开了。而且出来后，到处在报道警察在解救中的英勇事迹，社会上也知道了她就是那个被拐卖者。从此被人指指点点。她也变得孤僻了，父母怕她得病或变疯，就托人想把她嫁到不知道她情况的地方去，她知道后，就又回到当年被拐到的地方去了。

华商报：写这本书前后，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

贾平凹：第一更爱“往下跑”了，构思这本书时，有意识地跑了些地方，像甘肃的定西，榆林的绥德和横山，也去过咸阳北部的彬县、淳化、旬邑，在那里见到好多农村女性的现状。再一个就是，以前听到拐卖妇女儿童之类，我觉得非常遥远。直到老乡女儿的遭遇，才让我觉得，这些事就在身边，有时在街上走，会注意到贴着好多寻人启事，才意识到有那么多妇女儿童失踪了，有时盯着人群看，也不免会怀疑起某个人，亲戚带着小孩来看我，送他们走时，我会反复交代把娃一定管好。

华商报：如果这本书将来改编成影视，你有什么建议？

贾平凹：我的作品，搞影视剧的话，都比较难拍。因为不讲究多少故事，更多是表现精神方面的东西，电影电视剧一般人来拍，成功率不高，除非有高手来，那可能人家有另一种办法。

华商报：这本书写成后，有没有请文学界的朋友先睹为快？

贾平凹：我请外地两位评论家朋友看过电子版，一个是何平，一个是张学昕，地理距离上远，或许能听到些真感受。其他朋友我还没给看，人家都忙忙的。

华商报：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写完这本书后的心情，你会怎么说？

贾平凹：我想引用苏轼的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这是苏轼在他一位学生的扇面上所题，大海没有把陆地和海南岛分开，希望珠崖书生唐某能够中举，结束海南无举人的历史。一些问题由来已久，很深重，覆盖面很广，但总会有合适的人和政策以及时机，去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贾平凹接受完采访，又说了个比喻，称越来越感觉到写作“像是拿碗在瀑布下接水”。他比喻的是，作家要面对的题材，是如此丰富而密集，其来势也迅猛，但可以用来承载它们的文字又何其纤弱而不堪重负。但愿贾平凹这部新作，能替我们接到这个时代的一些波光云影。 （华商报记者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