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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来源:人民网2014-12-24 16:22:00 蓝皮书 中国经济 形势

摘要:《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对明年房地产行业做出了预测。请问李所长,您如何看待明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房价会下跌吗?

主持人

《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对明年房地产行业做出了预测。请问李所长,您如何看待明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房价会下跌吗?房价进一步上涨的预期被打破,将对地方政府收入以及地方融资平台带来怎样的影响?

嘉宾李雪松

从今年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来看,今年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从一线、二线、三线城市供求来看,主要表现在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房地产库存上涨比较快,而一线城市因为人口流入比较多,过去的库存量不是很大,所以,在9月30号实施房地产新的货币信贷政策之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10月和11月成交量都有明显的上升,房地产价格虽然还是在下跌的通道中,但是,房地产跌幅明显收窄,而一线城市在11月份房地产价格反比已经有所回升,反比价格已经变成正增长。二线和三线城市11月房地产反比价格仍然低于10月份的价格。

嘉宾李雪松

对于2015年,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人民币汇率都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可能会有所调整,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们预计2015年房地产价格还会持续分化,不像今年,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到三季度是一个全线下跌的态势,2015年,货币政策、利率和准备金率的变化有可能会有利于房地产市场,但是,房地产的库存量比较大,特别是三线城市房地产库存量比较大,新建房屋的施工量比较高,使得二三线城市房地产价格还会持续处于调整的阶段。而人民币汇率长期是一个升值态势,但是近期出现贬值,这种态势也对房地产市场发展是不利的。一线城市房价不排除进入一个小幅上涨的通道。

嘉宾李雪松

至于你提出的如果房价上涨预期打破,地方政府收入和地方投融资平台,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目前我们地方投融资平台在去年,审计署对地方债进行了审计,发现地方债务结构性风险比较突出,全国总体来说,地方债是可控的,但是个别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超过了100%,所以仍然存在一些区域的风险,偿债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房地产和土地市场的调整,可能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预期违约的风险上升,同时,今年开始规范影子银行,可能导致部分地方政府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在上升。再加上我们在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加大地方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和再融资的成本。同时对于土地财政来说本身就是难以持续的。因为我们现在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以及补助被征地农民的支出,这两项之和占国有土地出让金比重在不断地攀升。就是说,土地出让金收入2011年是三万多亿,2012年是接近三万亿,2013年是四万亿左右,这样一个虽然土地出让金收入比较高,但是用于征地拆迁补偿成本性开支占比也很高,所以,这样的话,靠土地财政本身难以持续的,如果现在二三线城市,特别是三线城市库存比较高,房地产价格调整,使得它靠土地财政卖地要比过去困难。所以,都会对地方政府收入和地方投融资平台带来影响。但是,这也是一个机会,就是说,正好是来规范地方投融资平台,开明渠,增发政府债务,控制地方债风险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是推动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主持人

报告指出,我国大型银行为主的融资环境下,很难全面照顾到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那么现在逐步放开的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对小微企业融资有多大帮助?能否降低对企业整体的融资成本?当下国家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框架和构建是否完善?

嘉宾李雪松

我国因为是大型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的一种融资体制,所以,企业的主要融资来源于银行,风险也主要集聚在银行,中国迫切需要发展股权市场和债权市场,来推动直接融资,使得风险从银行逐渐地转移出来,不然这个风险在银行集中太高。而我们要逐步放开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它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有一定的帮助。因为我们是一种大型银行为主的融资体系,首先在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中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体制,在银行中又是以大型银行为主的一种机制,而我们这个民营银行和小微银行金融机构发展不足,它不利于对小微企业的融资。现在逐步放开,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是,因为放开还需要一个过程,现在是逐步的一个放开的过程。所以,它有帮助,但是,也不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今年以来整体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仅是因为民营银行发展不足,当然民营银行发展不足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现在金融体制里面,我们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以及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这些软预算约束的一些主体,他们占有的金融资源比较多,其中有一些是无效的占有,所以,它推高了市场利率,这些主体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它对利率又不敏感,又占有大量的金融资源,当小微企业再到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的时候,金融资源就不足了。同时,中国对信贷比的监管也使得我们资金成本在资金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在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情况下,也是不利于融资成本的降低。就是我们存贷比的要求比较高。

融资成本高的原因还有一个方面,中国影子银行融资链条比较长,而我们这个影子银行和同业业务这两年快速发展,主要是为了规避表内准备金和存贷比的常规性监管,同时,影子银行和同业银行的快速扩张,容易实施对信贷受限的领域,包括产能过剩的企业、地方投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的高收益放贷。所以,这里面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今年,对影子银行实施了治理,把一些表外引入表内,这样的话,在没治理之前,我们这个影子银行同业业务和理财产品推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所以现在要对影子银行进行治理。

当然,要想解决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需要改革的深化和配套,要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同时,要与财税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相配套。这里面金融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放松银行的准入。

我们现在融资环境不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需要把资金用到更有效率的企业和部门中去,这样才能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 

主持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明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会略有回升,但总体复苏疲弱态势难有明显改观,您认为我们应该趋利避害,防范风险,克服国际金融市场波动?

嘉宾李雪松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因为预期美联储加息和美元走强,再加上美国页岩油的开发和APEC组织承诺石油不减产,导致全球的石油价格暴跌,乌克兰地缘政治冲突,这样一些因素对新兴经济体的汇率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15年中国需要加强资本的流入流出的监管,打击虚假贸易,加强资本管制。同时2014年以来人民银行已经减少了对人民币汇率的常规性干预,2015年,还可以继续让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这样一种机制更好地发挥。同时,加强资本流入流出的监管,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导致的风险。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做好自己的经济工作,保持经济总体的健康稳定。我们要对杠杆率比较高的部门实施结构性的“去杠杆”,但是“去杠杆”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要逐步地来化解风险,以时间换空间,来克服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中国的冲击。

主持人

习近平主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您认为结构调整带来的阵痛给予我们哪些启示?报告中指出,证券市场引导资金进入有效产业的能力正在增强。由此,新的良性的逻辑循环链条正在形成,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良好环境也趋于形成,如何理解?

嘉宾李雪松

中国首先产能过剩的程度是超过了我们的预期。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数据,2010年,中国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在78%的水平,但是,2012年、2013年以及2014年,这三年中国企业的设备利用率都只有72%左右的水平,我们产能过剩持续的时间很长。产能过剩与2009、2010年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以及银行信贷的快速膨胀,以及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有一定的关联。这几年,国际市场的需求疲软,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整,所以,使得我们产能过剩加剧。产能过剩对于我们造成的震动,一方面表现为加大了金融风险,因为产能过剩行业在行情好的时候,当时投资很大,现在,行情不好了,价格下跌比较多,所以,它的资产负债率上升了。这样的话,对于银行信贷的金融风险加大。

另外,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它进行产业转移或者是关停并转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再就业问题。而这些再就业的压力加大,以及许多从业人员需要技能的再培训,这样都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一些结构性的失业问题。同时,产能过剩对于我们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都构成一定的压力。所以,需要我们对于去产业化来多方面想办法进行综合性的治理。因为中国产能过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产能过剩中,除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存在产能过剩,有大量的民营企业涉足产能过剩的领域,而对于民营企业的产能过剩,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治理办法,因为只要它这个产能过剩的投资规模达到一定的水准,技术达到一定的标准,我们还很难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压减。

现在我们正面市场要引导资金进入有效产业,实际上就是要降低金融风险,需要发展直接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快直接融资,因为中国现在提出来把股票由审批制改为注册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对股票市场和资本市场形成一定的压力,需要我们尽快地拿出可行性的方案,尽快地实施股票的注册制,使得我们中国资金能够真正进入有效的产业,真正进入有效率的实体经济中去,形成良性的资金循环的链条,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因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需要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配合,使得做大做强,让资本市场来配合实体经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有效的产业。

主持人

在投资和消费增速双双放缓的当下,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稳定器是什么?如何平衡去产能和保增长之间的矛盾?报告中指出:社会需求较大的信息、养老、医疗、教育收到供给能力的限制,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能否从这些领域找到出路? 

嘉宾李雪松

我想中国经济在样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把稳定经济增长作为2015年五大任务中的首要任务。我们新的稳定器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出投资、消费、出口中的新动力。我们要平衡去产能和稳增长的关系,就是说去产能就是要结构性地“去杠杆”,同时我们要稳增长,要实施结构性的“加杠杆”。目前中国的中央政府、民营企业和居民部门总体杠杆率不高,还存在继续加杠杆的空间,来保持稳增长。比如说中央政府可以增发国债,可以有利于稳增长;民营企业可以把它的资本更多地引入到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通过打破垄断,让他们进入,包括实施PPP机制,把民营企业的资金更多地引入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领域,来促进稳增长。对于居民部门,因为杠杆率总体不高,我们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进行调整,对于一线城市还继续实施限购以外,二三线城市已经全面实施市场化调控,解除了限购、限贷这样一些政策,有利于居民改善住房需求,释放住房的刚性需求。在去产能和稳增长的关系,这几个部门是有利于稳增长的。地方政府产能过剩领域的国有企业的杠杆率过高,应该通过引入民间资本,发展资本市场等措施来实现“去杠杆”的目标。所以,在去产能和稳增长的过程中要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我们现在搞一路一带也有利于我们把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总而言之,要处理好去产能和稳增长的关系。

而对于报告中指出的我们的信息、养老、教育、医疗这些方面受到供给能力的限制,高端制造业需要产业升级,现代服务需要发展,这些领域中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不能有效地释放,取决于我们对这些领域的改革能否深入。因为这些领域受到一些行政垄断的制约,需要对这些垄断行业实施改革,同时,要引入一些特许经营这样的一些改革,加快行政审批体制的改革和垄断行业的改革,来促进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这些供给不足的领域的投资。加快落实PPP模式,在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采取不同形式的PPP模式,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推动融资渠道多元化。其中要完善多渠道投入回报的补偿机制,形成可持续的融资使用偿还机制,促进民间资本的进入。行政审批和垄断行业的改革是我们释放这些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潜力的重要动力,要向改革要动力。

这些方面的改革,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我们通过建立高水平的自贸区,包括上海自贸试验区、中美投资谈判这样一些开放来倒逼我们的改革,释放我们的改革红利。

主持人

随着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结束,国际资本逐步回流美国,对中国的流动性影响长短期如何评估?面对卢布的极速贬值,对我国是否有什么借鉴和警示的意义?您对2015年中国的投资环境如何看待? 

嘉宾李雪松

2013年,跨境资本对中国是净流入的,但是,2014年,我们的跨境资本流动是净流出的。因此,今年人民币是有小幅的贬值。但是,人民币的长期趋势还是升值的,短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面对卢布的极速贬值,对我们的借鉴和警示意义是很大的。一方面,我们资本项目的开放一定要慎重。俄罗斯资本项目完全开放,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卢布的贬值,俄罗斯采取了大幅度加息以及外汇市场干预的措施,用它的外汇储备进行市场干预。这样一些措施,其中利率大幅度提升到17%,不利于企业的经营、不利于企业的投资。因为中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我们对资本项目的开放也采取了一种慎重的态度,这有利于中国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另外,我们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增强的背景下,需要更多地发展汇率的对冲工具。因为汇率的弹性会增强,这是一个趋势。汇率市场化是一个趋势。但是,资本项目的开放要慎重。这是对中国重要的借鉴。

对于2015年中国的投资环境,我觉得,中国2012年、2013年、2014年这三年利用外资都在1100多亿美元这个水平,我们是利用外资的总量在国际上在发展中国家是排名第一的。说明中国的投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并不表明中国投资环境没有改善的余地,实际上中国投资环境还有很大的提升的潜力。比如,我们如何来进一步改善的营商环境,上海自贸区实施了“负面清单”的管理,中央又决定2015年将在广东、天津、福建来复制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管理的经验,使得中国对外商投资的管理放宽。但是,虽然负面清单上放宽了,而与外商在中国进入以后其他的知识产权保护、纠纷的处理机制等法治环境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而我们三中全会是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要把重大的改革通过立法确定下来,把改革和立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来更好地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使它对外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营商环境。

主持人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中的突出问题。您认为城镇化如何转型才能扭转“开发区化”的倾向?如何处理房地产市场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嘉宾李雪松

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既是中国经济中的突出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就是因为我们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城乡差距、东西部的差距,所以,使得我们经济发展的方向比较明晰。因为中国地域辽阔,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中国经济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一个重要的就是发展中西部地区,发展农村地区。因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还比较高,我们有资金,要把它有效地利用到发展中西部地区,发展农村地区,通过改革来提升一些投资的商业可持续性。
我们的城镇化如何转型才能扭转开发区化的倾向?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城镇化发展很快,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包括开发区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确实存在城镇化成为一种开发区化这样一种不良的倾向。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中,为什么要搞开发区?就是因为地方政府搞开发区圈一块地方,搞政策优惠,来招商引资,使得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的工业用地。投入的工业用地远远超出需要使用的用量。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投入大量的工业用地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把制造业发展起来,把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再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有时候表面上看,某项制造业有很多土地税收的优惠,好象地方政府只能解决一点就业问题,其实还有利于它服务业的发展。但是,这样一种机制,就使得我们浪费土地过多,使得我们房地产等商业供地在一线城市和一些二线城市供给不足,推高了房地产的地价,并推高了房价。所以,要想处理好房地产市场和城镇化的关系,一方面要对土地进行调整,要压缩工业用地,增加商业用地。同时,要使得干部考核机制适应这个新常态。我们现在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了,但是地方政府的干部考核机制还没有进入新常态,它还存在盲目追求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这样一些倾向。

当前房地产库存比较高的情况下,某些库存高的城市,可以考虑收购商品房用于保障性住房。这样的话有利于降低房地产的库存。而对于房地产库存比较低的一些一线城市,还要继续增加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供应。我们要扭转城镇化就是房地产化这种倾向、开发区化这样一种倾向,使城镇化更多地转向人的城镇化,转向为常住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个方向上来。在这种转型过程中,需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降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增加中央的事权,增加地方的财权。

主持人

中央提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您对这一新常态下的的经济战略和改革思路如何理解?区域间的发展应如何协同、互融、求同存异?注意哪些问题?这一发展战略应能为老百姓带来哪些好处? 

嘉宾李雪松

中央提出推进“一带一路”这个战略的实施,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有好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有利于我们获得资源的多元化和能源的安全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有利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中国过剩的产能的利用,因为我们成立了一些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第三,它有利于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政治经贸关系的提升。所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是我们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水平的开放网络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整个来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都体现出我们在这个区域发展战略方面由过去的点状向面状铺开的新态势。京津冀协同发展要解决北京、天津和河北经济的辐射问题,长江经济带建设要解决长江下游:上海、长三角的经济增长向长江上游,向中西部地区辐射的问题。刚刚讲到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很大、潜力很大,充分利用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来拓展我们发展的空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提升我们发展的新动力,提升我们增长的潜力。在这个过程中,在基础设施和海外的合作中,它有利于我们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以及产能过剩的企业,也有利于增加相关就业人员的收入。而发展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得中国在新常态下更加均衡、协调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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