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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人口红利”退潮 中高层次人才缺乏

来源:东莞阳光网2015-12-02 15:49:23 东莞 红利 层次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原所长、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知名人口学家,广东省积分制管理体系的主要设计者。

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共享发展这一理念——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面对重大战略机遇期,东莞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离不开海纳天下人才,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生活的每一个人,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然而,伴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人口红利”的式微,坊间出现了东莞“人气”不如以前的声音。一些本地人担心,人如果变少了,厂房闲置怎么办?房子谁来租?与此同时,新一轮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外来人口想在东莞实现市民化,但留住所有人对东莞来说也不现实。东莞到底需要多少人?成为大家经常议论的话题。

如何破解这些矛盾?省社科院研究员、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原所长郑梓桢认为,“人口红利”的式微是一种正常现象,东莞的人口规模要与未来的产业定位相联系,而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当前,人才结构失衡、高层次人才数量少等,才是人口城市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郑梓桢认为,人口城市化要分层进行,通过积分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不同保障层面,留住东莞想要留住的人。要借助“互联网+政务”,从三级民生平台入手,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要从社会管理入手,打造有“获得感”的城市。通过改善环境吸引高素质人口,进而优化人口结构,才能培育出与创新发展、共享发展相匹配的人口结构。

过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东莞制造”,充分尝到了“人口红利”的甜头,在改革开放浪潮中造就了“东莞奇迹”。当前,东莞人口的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潮”现象。

东莞日报:有观点认为,如果东莞人口规模真的变小了,产业发展会受影响,连物业出租都难以为继。对此,您怎么看?

郑梓桢:东莞人口的大量聚集是因产业结构而起的。过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制造业,充分尝到了“人口红利”的甜头,在改革开放浪潮中造就了“东莞奇迹”,奠定了 “国际制造业名城”的地位。

改革开放30多年,全民要共享发展成果,工资水平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带来的另一面就是,劳动力成本升高,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过去引以为傲的“资本”消失了。

决定人口的去留,产业结构是第一因素。如果产业结构改变了,而且改变的趋势是不可逆的话,那么,依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必然会退出。其次是市场竞争的选择,东莞不是不能搞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这样要面临在更广阔的地域竞争,包括与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竞争。显而易见,在人力资源成本上,东莞并不具备优势。产业和人口转移出去,是市场的选择。因此,我们要尊重市场。

事实上,东莞较早认识到这一问题,也在大力实施转型升级战略,一些代工企业转出东莞,进而依附在这些产业、企业上的人也有所流失。这对东莞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倒逼,反过来又会对东莞的人口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

近年来,东莞制鞋等传统产业、大型工厂企业开始往东南亚延伸,甚至不远万里到非洲去设厂。短期内,东莞的经济会受到一定影响。但长远看来,会形成一种产业倒逼,传统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走,落后产业逐渐被淘汰,反而给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当前,东莞人口的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潮”现象。同时,还有一个现象需要关注,就是大量的外来人口,他们很想扎根东莞,但又得不到相应的公共服务,东莞面临着如何加快人口城市化的问题。

这对矛盾,要从东莞需要怎样的人口规模、怎样的人口结构、想留下哪些人、怎样留住这些人的角度来考虑。

东莞日报:您觉得东莞未来的发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人口规模?需要怎样的一个人口结构?

郑梓桢: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和这个城市选择怎样的产业发展路径有关。如果东莞的产业转型升级成功还需要很长一个时间,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占到了大多数,人口规模还是要大一些才能支撑。如果“机器换人”推进顺利,产业转型升级较理想,人口总量可以适当“瘦身”。以东莞的土地面积和生态承载力,在较理想的状态下评估,人口规模保持在600万左右比较适宜。东莞夹在广、深中间,发展空间受挤压,规模太大不太现实。我以前也给东莞做过测算,至多在800万。

东莞和深圳一样,人口以年轻人为主,这也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多,没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十三五”期间,人口的年龄结构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仍然保持年轻这一特点,意味着现有劳动力和潜在劳动力相对充裕。从人口素质结构方面看,东莞以低层次的产业工人为主,中高层次人才比较缺乏,相对来说是畸形的、不成比例的。

首先要加快外来人口的城市化,留住发展想要的人;其次是不断调整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

如何破解人口城市化困局?

保住底线公平分层进行 加大公共服务供给力度

东莞的人口结构极具特殊性,对东莞的公共服务供给提出了严峻挑战。目前,东莞乃至整个广东,都还没有实力,承担所有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为此,东莞的人口城市化要分层进行,通过积分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不同保障层面,留住东莞想要留住的人。

东莞日报:外来人口占大多数这种人口结构,对东莞实现共享发展是一个严峻挑战,东莞应该重点从哪些方面努力,破解难题?

郑梓桢:目前,东莞乃至整个广东,都还没有实力,承担所有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但现在又有这么多人要城市化,怎么办?答案是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底线公平。对外来人口,有些暂时是给不了的,比如说,公立学位只能部分满足,住房、低保等,要想与户籍居民的一样,还做不到。这个不是歧视,而是经济实力问题。

反观外来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除了积分入学等少数政策推行得比较好外,其他方面鲜有亮点。要使一个家庭、一个劳动力在东莞扎下根来,仅仅教育是不够的,基本公共服务都应该有保障,要补好基本公共服务这一短板。

虽然东莞不能供给所有的公共服务,但可以给基本的公共服务。为常住人口、为外来人口提供一种底线公平,为他们在东莞正常工作生活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民生环境。要注意分层进行。积分制也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好,是两个层次,积分制是最高层次,是给外来人口户口,给予与户籍人口一样的待遇。基本服务均等化是兜底,保底线公平。

城市化是“十三五”的一个重要命题,其核心是人的城市化。而东莞此前的城市化,是仓促的城市化、粗糙的城市化,只注重经济的发展、城市框架的搭建,忽略了人的发展。今后,要按照高质量的城市化来建设东莞,提升人口的城市化质量。城市化有硬件要上,但人口城市化的短板要补,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跟上。

东莞日报: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在您看来,根据东莞实际,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东莞可从哪些方面突破和作为?

郑梓桢:个人认为,居住证制度还是要跟积分制、基本公共服务挂钩。

我并不赞成东莞开放户籍,或者去寻求大的突破。人口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成果,而不能人为地拔高或阻滞,它应该与东莞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单纯用城市化来促进东莞经济社会发展是有风险的。如果没有解决好就业,外来人口进来干什么?无非是农村平民变成城市平民。要防止这种趋势。因此,我们不能硬性地规定、组织外来人口城市化,而是推行了积分制、基本服务均等化这样的政策,有序地、理性地应对人口城市化问题。

东莞日报: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子女教育问题是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以教育为代表的各类公共服务问题,还涉及到一个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问题。东莞该怎么办?

郑梓桢:这涉及到财政安排问题,要不断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当初,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时,已经提出公共财政要更多的向民生倾斜。在教育方面,东莞可以迈开更大的步子,短期内几十亿、上百亿的大手笔投入,提供相对充裕的公立学位,既可以解决民生问题,又可以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从长远看,还可以为东莞的人口质量打下基础,从而为东莞的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的再度起飞打下基础。

的确,以教育为代表的各类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还涉及到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问题。类似国家层面推行“教育券”、生均经费跟着孩子走这种政策,这类制度设计我也赞同。基本服务均等化的实施,单凭一省一市之力是不行的,国家投入的那部分也要落下来,教育方面,就是“教育券”。全国两会期间,有些地方也在提。但是国家要通盘考虑,一时还很难铺开。东莞等不来这个政策怎么办?只能自己先干。只能一边去申请政策,一边去抓教育投入。政府自身要将立足点放在通过自身努力上,外来人口不可能等“教育券”实施了,才把孩子送去读书。

如何解决人口结构问题?

直面人口素质不高痛点 像招商引资那样招人才

过去,东莞对劳动力只是使用,短期、中期的培训都是不够的,整个城市人口素质不高。要通过抓职业教育和职工的在职培训,不断提升产业工人的技能。对于高层次人才,聘请“职业经理人”或者是政府层面成立猎头公司,都不失为好办法。

东莞日报:您刚刚讲到,东莞的人口结构是特殊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东莞当前的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郑梓桢:这与东莞原有的产业结构有关,造成了高层次的人才不需要来。反正原来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不管是外来人口,还是本地人口,都以普工供给为主,高层次人才来了没有作为之处。

人口素质决定竞争力。东莞的人口素质怎么样?看看有多少自己的品牌就知道了。东莞竞争力上不来,表象是产业、企业和品牌没有打得响的地方。同时,这也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外来人才进不来,外来的企业进不来;外来的企业进不来,外来人才也就不进来了。两者相辅相成。目前,还看不出来东莞真正认识到人才短缺带来的问题。认为发展面临的困难是经济一时低迷的问题,一段时间过了,就会好的。其实,往深一点去思考,就是人口城市化的质量不高,对东莞经济发展造成了深度影响。对这一点,东莞没有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这个问题不解决,将最终影响到东莞的竞争力。经济环境好了,还继续搞劳动密集型吗?如果说产业转型升级了,那人口的资本含金量够吗,“水”能承载大船吗?“十三五”期间,东莞在人口这步棋要走好,那就是要抓人口素质的提高,抓人才建设。

东莞日报:在人口城市化中,怎样才能优化人口结构?

郑梓桢:首先,对于产业工人,各级政府要通过抓职业教育和职工的在职培训,不断提升他们的技能,既留住了人,也提高了他们的待遇。产业工人是用脚投票的,如果他们觉得在东莞发展,工资水平已经到了极限,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如果能帮助他们提升技能,提高劳动的含金量,他们是愿意留在东莞发展的。

其次,对高层次人才,要像招商引资那样去招引人才。人口素质的提升长期看要靠教育,但短期只能是靠招引。市级层面,可以成立猎头公司或者找猎头公司,为产业转型升级去招引人才,而且人力资源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产业。镇村一级,有经济实力作支撑的话,也可以更加灵活地去操作,找一些“职业经理人”来管理集体资产。而对于企业缺乏高技术人才,就可以采用“星期六工程师”的方式,依托广州、深圳的人才优势,借力发展。

最后,企业家的素质也很关键。改革开放本地成长的一批企业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形势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的发展壮大,要改变已经很难了。要抓住企业家二代,这批人对市场有一定的理解,懂得谈生意。政府部门需要营造氛围,加大组织引导,提供学习机会。可由政府部门投入一定的经费去做,也可以借助社会组织一起搞。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年过去了,有些本地人发现很难适应新趋势,一些人知道日子难了,但难在哪里? 怎么改,不知道。这时候,政府要站出来,告诉户籍人口,根子在哪里?根子在教育,要全力投入到办教育中去。

东莞日报:目前,东莞正在大力推进“机器换人”,站在这个角度,如何重新审视“人口红利”问题?

郑梓桢:对于东莞来说,“人口红利”消失了,但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将在一定时期存在。毕竟,东莞的传统产业还占很大比重,转型升级面临较大压力。遇到用工紧张,企业如何生存下去是个很现实的问题。用机器人、机械化来提高生产效率,也是破解人力资源不足的一个手段。同时能将生产成本控制下来,凭借东莞制造业的基础,实施得好,东莞还是可以继续搞劳动密集型产业。

城市“获得感”如何提升?

打造好公共服务平台 抓社会管理提升“获得感”

人才引进来,还要留得住。人口城市化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公共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东莞只有营造出了公平、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城市才有吸引力,在这里工作生活的人,才有“获得感”。

东莞日报: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关于共享发展方面提出,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营造公平、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东莞在这方面该怎么做?

郑梓桢:长期以来,政府对人的城市化重管理轻服务。东莞的主要方向,是打造好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平台,可以借助“互联网+政务”,从三级民生平台入手。最近参加了阳山农村服务第三方评估,参观了阳山的三级民生平台。在阳山的三级民生平台,各个局办都开通了为民服务的窗口,从村、镇到县的平台,老百姓都可以去办事,而且是电子化的。如果去县城,一个大厅,所有的局办都在那里,各种服务都有,投诉受理也有。如果是老年人或特殊人群,打电话,还有工作人员上门来帮忙办。东莞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就要从为民的角度出发,推行类似的三级联网,让所有人便捷地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前不久,广东成立“一门式”政务改革专责工作小组,表明此项改革获得省级层面肯定,将推广至全省,成为“十三五”期间的一项重点。“一门式”改革此前在佛山市禅城区开展试点,成为2015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其主要创新有三方面:一是“一个界面、一窗服务”,整合24个部门专业系统形成综合服务窗口;二是“一套标准、无差别审批”,将300多项事项像“洗菜叶”一样做成标准化流程,制定前后台业务标准,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实现无差别审批;三是“一个数据库、精准治理”,通过群众办事沉淀政府治理对象的数据形成数据库,精准掌握服务需求,提高政府决策精准度,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禅城和阳山的经验都可以借鉴。未来,东莞可以通过推行三级“民生”平台、“一门式”改革,打破原有不同部门审批、部门内部审批的制度设计壁垒,构建无边界业务协同。同时,进一步界定政府部门的权力边界,严格限制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彻底解决以往窗口忙闲不均、时段性办事拥挤等问题,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东莞日报:国家鼓励“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这对普通大学生、一线员工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面投入提出新的要求。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

郑梓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需要政府对人口进行智力培训和创业孵化支持,营造公平、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要从社会建设入手,通过社会组织对创业创新人才进行孵化和培训。一般认为,政府拿钱出来,拿出优惠政策来,才有“获得感”。但我认为,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打造好的城市环境,更容易产生“获得感”。过往,东莞的社会管理,像农村管理城市,有点城市农村化、人口农村化的味道。任何城市的表象,都是管理水平的体现。要重视社会管理,提升生活品质,在公共服务上作出财政安排,把社区的建设、街道的管理看得重一些,把人才的生活环境、民生的愿望解决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留住人,有了留恋之感,人才就留下来。

前段时间,对东莞的一些悲观论调,是片面的、有幸灾乐祸的味道。东莞在第一轮改革中是佼佼者,我对东莞有信心。信心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东莞还是有很强的经济实力的;二是东莞经过改革开放还是锻炼出一批人才的,干部群众对市场经济有一定的认知水平,各种政策要展开容易付诸行动;三是东莞离境外近,对很多经济社会新事物容易理解,随即而动的速度很快。

长远来说,包括东莞在内的珠三角地区,还是一个人口洼地,当前出现的人口“退潮”,只是暂时的、短期的。持之以恒强化政府公共服务,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东莞的城市吸引力就会搞上去。毕竟,生活水平、就业环境,在一定历史时期,还是比内地高出一截的,人还是愿意来的。记者 张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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