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酉民：中外合办大学切莫跟风赶潮流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认为，现在许多地方“蠢蠢欲动”，都想兴办中外合办大学，“这当然是好事，但想办好很难”。他认为，国内大量的中外合办大学，须要进一步明晰生存模式和长期发展目标，防止跟风和赶潮流

在中国，短短十几年内，中外合办大学的模式从无到有，成长迅速。2003年，借“入世”的“东风” ，国务院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此后，在“引入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推动教育国际化”的名义下，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开始邀请外国知名大学到本地办学，与中方合办大学渐成风气。

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12年后，中外合办大学模式，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目前，全国已有10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独立校园的中外合办高校，但在我国2845所高等学校中，占比仅为0.35%。其中具有本科招生资格的有7所，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温州肯恩大学、昆山杜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和宁波诺丁汉大学。前3所均创办于近3年内，最老牌的宁波诺丁汉大学也才建立11年。

但近年来，整体而言中外合办大学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招生门槛渐次提高，社会认可度也有提升的趋势。

其中，西交利物浦大学成立于2006年5月，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共同在苏州创办，以理工和管理学类为基础。根据英国教育评鉴机构QS发布的“2015年金砖五国大学排名”中，西交利物浦大学进入了前200名。

但在中国，办一所中外合办大学，会面临哪些困境与挑战？一所新型的国际化大学如何在中国生根？和中国、国外的本土大学相比，中外合办大学的独特性是什么？作为较早成立的中外合办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办校经验或可为来者镜鉴。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执行校长席酉民，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近十年来见证并参与了西交利物浦大学从一个合作意向到落地生根、逐渐发展的全过程。近日，财新记者就上述问题对席酉民进行了专访。

欲办中外合办大学 须追问“生存模式”为何

财新记者：在中国办好一所中外合办大学，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席酉民：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机会、生存模式、合作多方的治理架构。有了这几方面的保障能产生一个好的组织。之后，学校能否“长大成人”，还取决于领导、管理团队。而要能长久地茁壮发展，取决于学校所处的环境。

财新记者：办校所需的资源或资金问题是否严峻？

席酉民：事实上，真正的资源是机会。这个时期是否需要中外合办大学？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提供给不同主体的合作机会越来越多，包括教育、研究等领域。国际间的差异也提供了合作的机会—学习国外的经验，改变中国的教育现实。

财新记者：具体而言，西交利物浦大学建校时的“机会”是什么？

席酉民：当时的大背景是，中国入世后，教育领域的保护期已过，必须开放，因此国家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对西交利物浦大学而言，还有更大的机会，一方面中国的教育体制和质量饱受诟病，有改革的需求，另一方面，全球教育也处于重塑期。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成立则归因于很多偶然因素。学校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迫切需要理工科强大的人才、学校，以支撑研发、工业化，有发展的需求，希望邀请西安交大到苏州办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当时的校长具有国际视野，希望把利物浦大学办成国际化的学校； 同时，西安交大同时也在寻求合作，双方校领导当时有一定联系。

财新记者：对中外合办大学来说，如何把握这一机会？

席酉民：现在各地“蠢蠢欲动”都想办学，这当然是好事，但想办好很难。就像办企业，一家成功企业背后往往有无数失败的案例。成功取决于学校是否发展出了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或者说生存模式。这与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有关，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资源。

就我们目前的观察来看，国内大量的中外合办大学，需要进一步明晰生存模式和长期发展目标，防止跟风和赶潮流。一个地方的领导想要发展，提供一定条件，这些资源当然可加以利用，但需考虑长期而言大学如何生存。

例如，某个中外合办大学的校长在被问及该校未来的发展时，他说，“作为管理者，我关注当下的发展，但作为学者，长期来看我认为这个模式是有风险的。”作为新兴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要想长期健康发展，需要清晰的愿景和长期可持续的战略。

西交利物浦大学在规划长期的生存模式时，既考虑了整合全世界教育的优势、未来发展趋势，还考虑了中国市场和国际需求，以确保长期的发展空间。例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努力整合中国教育的重基础、美国教育的灵活性、英国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等相对优势，建立自己的教育模式。

再如，网络技术可能会颠覆传统教育，2014年哈佛大学的某位教授预言，现有的教育模式如果不重塑，15年内一半的美国大学会面临破产。西交利物浦大学也在尝试利用网上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大价值。

西交利物浦大学面临很大的机会，且没有历史包袱，同时又有国际平台，全球整合资源，还有体制上的灵活性。

具体而言，西交利物浦大学有四大理想

一，探索未来的新教育；

二，创建网络时代大学和社会共生的新关系；

三，探索“新关系”下大学新的管理体系。现在全球大学的运作，大都还是 基于官僚层级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体系，这很不适合知识组织、知识工作者和当代的网络环境。德鲁克（Peter F．Drucker）先生上个世纪已经警告过，21世纪管理的挑战是如何改进知识组织、知识工作的效率，大学是典型的知识组织，但现在的管理方法还是适宜于传统生产制造类企业的管理方法；

四，通过上述几种探索来影响中国的教育改革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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