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网2014-11-14 03:18:28 巨贪 芝麻官 大案
连日来,“小官巨贪”现象再度引发全社会关注。中共十八大以来,“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风暴在中国掀起,然而,面对频出的基层贪腐大案,民众在称赞“打虎上无禁区”的同时,更期待通过制度完善,做到“拍蝇下无死角”。
“芝麻官”频曝腐败大案 乡科级贪腐问题凸显
近日,媒体曝出河北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原副调研员、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正在接受调查,其家中搜出现金约1.2亿元、黄金37公斤、北京和秦皇岛等地的房产手续68套。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舆论热议。“1.2亿现金有多大体积”,“37公斤黄金价值多少”,“68套房子面积多大”……网络上,对这些财物的各种直观换算迅速出现,“小官巨贪”话题也再次以鲜活的案例被舆论聚焦。
其实,近年来,“芝麻官”曝出的腐败大案并不鲜见,仅今年以来,“小官巨贪”受审的案例就有多起。
在广州,国营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被控涉嫌贪污2.84亿元、受贿近1亿元;在北京,北京动物园原副园长肖绍祥被控涉嫌贪污上千万元;在深圳,被称为“20亿村官”的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原村委会主任周伟思,涉嫌在当地旧城改造项目中和他人共同收受5600万的巨额贿赂。
有媒体统计,2013年初至今,各级纪检监察、检察机关查处的村官违法违纪案件已近200起,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已达10余起。
除了贪腐案例,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在中纪委定期通报的违反八项规定案例中,乡科级官员也是占据较高比例。去年10月,北京一名村官就因在国家会议中心为子举办豪华婚宴被免。
“我们都关注打‘老虎’,而这些‘苍蝇’的腐败,因为就发生在民众身边,民众深受其害,其实他们对政府形象的损害更严重,社会影响更恶劣。”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向中新网记者表示,这些涉腐的“小官”,有的甚至不是行政序列的“官”,但是,他们竟能侵吞国家和集体的巨额资金,折射出基层权力生态的诸多乱象。
“苍蝇式腐败”领域集中 折射基层权力监管漏洞
探究“小官巨贪”现象的成因和治理,首先需要分析基层腐败的集中领域和地区。
回顾近年来引起舆论关注的基层腐败案件,包括征地拆迁、项目审批、截留挪用公款等,成为“小官巨贪”的集中渠道。
例如,被称为“土地奶奶”的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女贪官罗亚平,这个正科级女官员,因利用黄金地段土地征用和审批权疯狂敛财,引发舆论震惊。再如,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19亿元,延庆县旧县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中心原主任袁学勤挪用公款2400万元等。
“基层腐败的严重领域往往是那些与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直接相关的部门,或者是国家下拨资金的关键环节。比如,一个项目只有他审批才能办,一块土地只有他签字才能批,一笔资金只有经他的手才能发。”竹立家说。
在专家看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土地、矿产资源等价值激增,掌握这些资源审批的部门权力越来越大;另外,诸如水电煤汽等,掌握这些基本公共资源的部门,越往基层,权力越集中。
此外,随着国家加大对基层、对农村的优惠政策和补贴资金力度,一些基层官员手中的“财权”也在增大,上述这些都构成了“小官”可以“巨贪”的前提条件。
在竹立家看来,有了这些前提条件后,当前中国基层权力生态中的诸多乱象就促使着“小权力大腐败”发生。
“从官员自身来看,不少基层官员个人素质和法治意识整体较淡薄,‘官本位’意识严重。再加上‘天高皇帝远’的监督乏力,最终导致基层官员虽然官级不高,但是权力高度集中,一些官员行使权力时,甚至目无法纪。”竹立家说,一些地区,基层权力运行往往就是“一个人、一句话、一支笔”。
“小官巨贪”成巡视重点 “苍蝇式”腐败何以铲除?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了“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风暴,两年间,50余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落马,凸显高层决心惩腐的态度。然而,在接连曝出“小官巨贪”案例后,民众在为反腐“上无禁区”拍手称快的同时,更期待反腐还能做到“下无死角”。
其实,观察近两年来的反腐动作,已可窥探出,打击基层腐败正成为中国反腐的新动向。在十八大后的中央巡视工作中,诸如“小官巨腐”、“‘苍蝇式’腐败”等反映基层贪腐现象的表述越发增多,甚至开始成为“中央巡视清单”中的普遍问题。
今年以来,包括北京、河北等在内,“小官巨腐”专项查处行动在全国多地展开。具体的措施譬如,浙江宁海推出村务“权力清单”36条,规范农村小微权力;广州对村官实施出国审批管理,两千余名“村官”护照统一上缴。
“遏制‘小官巨贪’还是要从规范权力运行着手,找到基层权力暗箱操作、缺乏监管的症结。”竹立家说,诸如征地拆迁、项目招标,这些基层腐败高发领域,必须加强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
此外,越往基层,权力生态中的“熟人社会”特征越明显,由于人情因素、利益因素、亲情因素的干扰,可能出现对于权力的监管失效的现象,因此要加强权力监管力度,强化权力制衡。
“比如,成立村民监事会等监督机构,重大决策过程必须由监事会讨论决定,不能让‘村官’成了‘村霸’;加强基层纪检、审计等监管力度,加大对监督机构自身的问责力度,不能让基层反腐力量失灵。”竹立家说。
从长远来看,竹立家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新方案,规范基层权力运行,最需要摆脱“人治”、依靠“法治”,切实发挥基层人大监督和民主监督的力量,让“法治”贯彻干部选任和履职的每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