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联合商报|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两手抓

CUBN记者 孙先锋 北京报道

面对积重难返的环境问题，近三年来，中央环保投入每年以2000亿元的速度增加。然而，巨额投入后，空气污染、重金属污染、水污染等环境事件依然时有发生，不少民众对“越治理越严重”的环保整治怪圈产生质疑。

另一面，环境污染所造成的隐秘成本已开始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脆弱的环境承载力正为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敲响警钟。

事实上，自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政府、学术界就开始讨论如何转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但在落实到具体的发展战略、规划、政策以及行动中，却存在很多问题。

6月29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民生发展论坛聚焦于此。本届论坛由人民日报社、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中华环保联合会为指导单位，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杂志社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联合主办，广州市容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分别为协办单位和支持单位。

据中国民生发展论坛秘书长严碧华介绍，未来，如何将“环境保护”这一基本国策落实到位，考验着中央和地方的执政能力，也挑战着社会各界的执行力度。

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寻求平衡

贺铿：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针对地方政府如何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问题，讲三个观点：

首先，地方政府转变执政理念是关键。实行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走的是以高消耗来发展的路，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毫不客气的说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资源约束问题更加突出，发展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我希望尽快转变发展的理念。

发展理念是不是能够真正地转变，关键在于各级政府的领导执政的理念是不是能转变，各级政府应当牢牢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把突出GDP的增长转变为突出民生的改善，只有我们彻底摒弃了以高消耗换发展的老路，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我们才有理由相信，随着生态文明的不断建设，蓝天碧水青山离我们不会再遥远。

其次，城市化必须重心向下。城市化是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动力，但是怎么理解和推进城市化，其重点是，要在“新”上下工夫。“老”的城市化可以说是一味的重视发展大城市，而不重视下面的小城镇的发展。与“老”城市化相比，“新”城市化，是要把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配套的工业、服务业和医疗、地方文化、地方教育事业综合地结合起来，要让千千万万的小城镇成为山川秀美、经济发达的地方，为人们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不要让几亿人离乡背井。要让他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土。

最后，发展永远是硬道理。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改善民生，不是为了追求单纯的GDP，我们的经济水平还不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还不很富裕，还有几千万人口温饱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我们不能放弃发展，不能片面地追求西方的所谓低碳经济、智能城市的概念。西方人喜欢玩弄一些新概念，中国人又喜欢炒作新概念，我们应该反思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务实。发展要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政策引导我们的经济主体来转换发展方式。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信息化社会，我们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工业化，我们曾经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这样一个正确理念，但是我们提出来了没有真正按这个去办。发展应当务实，切忌华而不实的一些新的口号。

要用动态发展和历史的眼光看待环保

夏光：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在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凸显的当下，政府和公众开始认识到，应该探索一条既有蓝天碧水又有经济繁荣的道路。所以，面向未来，我们必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相对于我国较强的综合国力，在生态环保方面还是“短板”。要应对当前或未来的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生态环保综合能力必须大大强化。

目前出现了两个新变化：

第一，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过去两者之间体现相互冲突的一面比较大，而现在它们相互协调和互相促进的一面反而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承载能力更加脆弱、有限，生态系统不堪重负，比如自然界已经净化不了各种污染物。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路径。从过去比较浪费的、资源消耗高的模式转到资源节约的模式，由非绿色经济转到绿色经济。

转变方式需要通过什么手段去实现？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节约资源都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只有在这些方面强化法律法规，提高标准、加强执法、严格管理，才会有约束性力量，促使经济发展本身得到改变。

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环境保护的加强，反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称之为“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第二，生态环保已成为一个新的市场需求。环保是来自于民生的需求，比如，清洁的空气、水、生活场所等。这就给了环保产业发展的机会。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这是一个新的命题。我们可以解读为，生态产品是指满足人类生活和发展需要的各种产品中那些与自然生态要素或生态系统有比较直接关系的产品。

事实上，国际上并没有使用生态产品这个概念，类似的概念可以理解为生态系统服务，或者环境产品和服务，主要指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而生产和提供的各种产品和服务。

除此之外，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指要保护好蓝天碧水，恢复生存环境，也包含着要有发达的生态经济、崇高的生态道德等等。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国梦的一个美好愿景。

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综合评价体系”

林嘉騋：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高速发展经济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民去关注，关键是如何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提出一个综合性的治理方案。为此，我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根据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精神，构建小康社会和新型城镇化要求，尽快出台“小康社会实施细则及评价体系”，“新型城镇化实施细则及评价体系”。实施差异化政策，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标准，让基层干部群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明确奋斗目标。

第二，建立严恪奖罚制度，破除唯GDP考核标准，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综合评价体系”，包括环境保护、和谐社会、教育、卫生等一系列的综合指标。大胆提拔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干部，奖励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企业，还要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第三，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反对商品过度包装，反对宾馆“五小件”；提倡绿色出行，提倡餐厅“光盘行动”，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反对互相攀比的思想。在资源领域，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生存空间。

第四，学习借鉴国外生态文明的建设经验。比如，英国伦敦治理污染，关闭泰晤士河两岸污染企业数百家，建立不锈钢栏河坝，最终水质清澈透明，重现鱼虾。雾都伦敦摘掉雾霾帽子。而荷兰阿姆斯特丹拥有40多万辆自行车，欧洲大多数城市都提倡绿色出行，不开小车。

大气污染治理任重道远

柴发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雾霾频发，大气重污染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不可承受之痛。我国大气污染情况，除了长期的空气质量差、污染比较重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雾霾频发。”柴发合在发言中表示。

“追求蓝天，我们已经在行动的路上。”柴发合表示，我国第一个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个计划为我国今后十年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并且提出了十条比较重要的大气污染防治的措施，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大气十条”。

据柴发合介绍，大气污染状况我们国家从南向北是形成梯度的，京津冀地区的PM2.5是106左右，到长三角大概是56左右，到了珠江三角洲大概47左右，形成大气污染状况自北向南递减的梯度。“重污染的地区首先要解决的是京津冀，我们要把重污染的帽子给拿下来，因此我们进行了非常有效的重污染应对措施，使得我们重污染的程度确实降低了，但要意识到，重污染的性质依然没有改变，但是形势依然严峻。”

在他看来，要实现现在空气质量标准所规定的目标，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艰苦在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空气污染防治的强度和力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

以北京为例，按照新的国家空气质量标准，PM2.5年均值要在35微克/立方米才达标。而北京2013年PM2.5年均浓度为89.5D微克/立方米。按照清洁空气行动五年计划要求，到2017年PM2.5年均浓度要降至60微克/立方米才算合格。

“所以我们必须付出超常的代价，包括污染治理代价，包括有可能在局部要牺牲经济发展的代价，来把污染物控制做好，真正实现我们的目标，为老百姓提供良好的大气环境。我个人坚信，虽然我们在治理污染的路上还有许多困难，还有许多难点，但是只要我们全民一致，以创新的精神来控制大气污染，以科技的支撑来防治大气污染，我想我们的目标还是会一步一步地接近。”柴发合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