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升小：一个“幸运”父亲的独白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对丁朔之一家而言，不幸就是，由于自己非京籍的身份，女儿不能如愿在北京上小学。

“来京21年，（我）自己的公司有400多员工，300多平方的大房子，千辛万苦得来的独生女，被卡在暂住证上了。”6月10日，以这样的开场白，丁朔之和《民生周刊》记者建立了联系。

回忆过去的40天，他感觉身心疲惫，不堪回首。即便如此，他依然是幸运的。6月13日，昌平区“幼升小”政策开了一个小口，符合“新标准”的他最终为女儿拿到了借读证，而更多的孩子依然被挡在了小学门外。

“最刻骨铭心的5个字”

6月13日，丁朔之一家等来了最终结果：信息已验证。“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5个字。”他说，“借读证也是我见过最昂贵的一张纸。”他看到有老人拿着《在京就读证明》（即借读证）哭着说，“为了这半张纸，家都快散了。”

拿到借读证后，丁朔之甚至忘记了高兴。“黑色的5月，整整40天，度日如年！”他回忆，为了这个事，一个多月的时间，和太太几乎是每两天吵一架，动手就有四五次。“昨天我们还动手了呢。”

在丁朔之眼中，太太性格很好，很贤惠。“我知道她心里也不舒服，经常偷着掉眼泪。我是西北人，有点大男子主义，这么做也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

事实上，丁朔之的妻子姚文芳考虑到户口不在北京，从前几年开始，就为孩子上学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能想到的各种证件都提前办理了，虽然自己不在单位工作，也交了社保。

作为公司董事长，丁朔之一个多月来根本没精力管公司，这段日子他基本没上班。“本打算去新疆出差，这个事情没落地，哪里也去不了。”

孩子的爷爷奶奶生活在西安，都是大学教授，已经退休，一直对国家政策比较关心。几个月前，他们多次提醒儿子：北京今年的政策，可能对非京籍的孩子上学控制比较严。

丁朔之很自信地回答，“跟我没关系”。在他看来，第一，各种准备工作，他们做得很充分；第二，准备让孩子读私立学校，即使政策再严，也管不到私立学校吧。第三，早就联系好了学校，并通过了提前进行的入学考试。

然而，坏消息不断传来。5月4日，北外附小的老师模棱两可地说“等通知”。6日，学校突然发来短信，今年北京对幼升小的要求改变了，和公立学校一样，私立学校也要“五证”齐全。

只用了两三天时间，姚文芳就办齐了街道办事处要求的所有材料。但她没想到的是，因暂住证时间断档，被回龙观街道办事处拒收。直到5月16日，街道办事处通知再次上交资料，用于“暂存”。

然后，全家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我趴在窗户外面听行不行”

6月11日晚上，在丁朔之居住的龙城花园，记者见到了这一家三口。

龙城花园属昌平区回龙观街道管辖。丁朔之说，该小区面积约4平方千米，却没有配套的学校。“规划时是有学校的，后来都变成了商品房。”

6岁半的苗苗扎着两个羊角辫，知礼懂事，一见面就向记者问好。“我女儿非常优秀。” 丁朔之夸起了女儿，“学前班入学1/5的录取率，苗苗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取；这次北外附小3月份提前考试，1/8的录取率也顺利通过了。”

对于女儿，丁朔之坦言“有点溺爱”，因为得来不易。他告诉记者，他和妻子1995年结婚，由于妻子先天性染色体变异，怀不住孩子，苗苗是他们准备要孩子以后的第五个。后来想生二胎，怀过几次，也没有成功。“我弟弟家没孩子，我姐姐也没有孩子，这是我们全家的一根独苗。”

在女儿上学的问题上，丁朔之更是深思熟虑。读公立学校，需要20多万元赞助费，中关村一小、中关村三小等名校价格更高。读汇佳类的贵族学校很好，但他担心女儿在那里沾染上攀比之风。

综合考虑后，丁朔之帮女儿选择了离家较近的北外附小：一年学费4万多元，6年24万元。

“孩子很敏感，我们谈论很多事情都避着她。”前段时间，苗苗不知怎么听到了。她问妈妈：“为什么我不能去北外附小上学了？”

姚文芳告诉她，像公共汽车一样，里面只有20个座位，但上来50位乘客，座位不够了。“我不坐了，我站着行吗？”苗苗说。姚文芳说，“站着的空间也不够。”苗苗想了想，“我趴在窗户外面听行不行？”

丁朔之也不好受，他的生活步调一直很正常，忽然被打乱了。前天晚上跟妻子吵了架，还动手摔了东西。昨天他自己去接孩子，妻子没去。孩子见到他就问，“爸爸，你是不是跟妈妈离婚了？”

“我觉得，人这辈子，孩子真正属于你的时间也就是10来年，真正天天跟你在一起也就那么几天，所以我绝不可能让孩子到爷爷奶奶那里留守。”况且，条件也不具备。“孩子的爷爷奶奶都80多岁了，而且上面还有个102岁的老人。”

当被问及如果拿不到借读证怎么办时，丁朔之说，实在不行，宁可把北京的公司关了，把房子卖了，也要陪着孩子去读书。“一定不让孩子离开我身边，这是我的最终决定。”

“感觉特失败，对不起孩子”

1993年，丁朔之从西安来到北京，至今已经21年。大学毕业后，他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2000年年薪已超过50万元；2001年创办自己的公司，如今已经有400多名员工；300多平方米的房子也完全靠他的收入。

“正因为之前的顺风顺水，我有些自满，这次孩子上学的事情，一下把我打回了原形。” 丁朔之说。

丁朔之在北京多年，只有两次感觉失败：1994年因为人事问题跟老板闹翻离开原来的公司，第二次就是这次，“感觉特失败，对不起孩子。”

21年“暂住”北京，他并没有因为户口遇到什么问题。1997年以后，买车买房没有任何限制，所以没把户口的问题当成困扰。“你觉得我暂住在自己的房子合理吗？”

“我以前过于自信，并不关心这些琐事。”他说，听说有人为了孩子上学（假）离婚，感觉完全不理解。所以，今年“最严幼升小政策”砸到头上，他有些懵了。“周围有七八对夫妻（假）离婚，如果能解决孩子上学问题，我没准也（假）离婚了。”

5月22日，丁朔之响应QQ群的号召去市政府、区政府抗议。据他观察，队伍中多数人都是有房有业的。“那些真正临时暂住的已经妥协了，他们的材料交上去，街道办都不收。”

从市政府回来的当天晚上，丁朔之在微信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王朔说：“中国人是猪，不侵犯到自己的利益，就光知道埋头赚钱，谁死都和自己没关系。一旦伤害到自己了，马上就惨叫，叫得简直哭天抢地，然后一个大白馒头扔过去，立马又焉了，别人喊的时候，他依然埋头吃喝！”

“我曾经也是猪，现在也正在哭天抢地地惨叫，谁给我丢一个剩馒头，没准我也焉了！”

21天后，即6月13日，丁朔之得到了“剩馒头”。他说，没有高兴的感觉，如果余下的人继续打官司，我会加入并支持。“北京是需要控人，但可以用其他手段，不能拿幼儿园的孩子下手。”（本刊记者：郑智维 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