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写"梁庄"时不知道什么是非虚构

这几年，梁庄借由《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两部非虚构作品的影响力被众人知晓，成为当代中国乡村变迁的一个缩影。5月8日，这两本书的作者梁鸿做客“深圳晚八点”，以“文学如何重返现实”为题与读者分享。活动后梁鸿接受了《文化广场》记者的专访，谈“梁庄”与非虚构写作以及新书《历史与我的瞬间》。

非虚构并非是

社会学的真实

《文化广场》：您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书写梁庄，以社会学工作方法为基础，走访散落在各个城市的梁庄在外务工者，那么这究竟算不算是文学作品？

梁鸿：我只不过借用了社会学的方法，用了文学的叙述语言，这是本质的不一样。

文学一个最大的任务就是把个人提请出来，让个人的光彩出来，哪怕是卑劣的。但是社会学要抽样，有量化分析，它的任务就是要抽出一个总体的概念，而文学是要把总体的概念打散还原成一个个人，可能这一个个人是多个方向的，不那么便于叙述，才使得每个人都有他存在的方向。

《文化广场》：为什么选择非虚构的方式来写？

梁鸿：因为我觉得在文学和现实关系上，首先要考虑到它是一个象征层面的，文学通向现实的方法有千百种，可能我所选择的是一种相对艰难的手法。重返梁庄，是我想面对某种现实、大地的生活。这种生活需要你去探查，它没有办法通过你在斗室里靠非凡的想象力来完成。这样一种行走、探查、倾听可能会相对艰难，因为它需要时间、空间。但是对于我而言，这是必须的。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去写出梁庄内部的某种真实。

非虚构，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你要面对真实，要用真实的手法来写“梁庄”。但是我敢说我的“梁庄”就是完全真实的吗？我不敢。我只能说是我所看到的“梁庄”，我所看到的“梁庄”里的中国。经常有人会问我：你写的是真实吗？我会说是，是真实。但是后面我一定会加一句话，只是我看到的真实。

《文化广场》：文学的现实和真实的现实有何不同？

梁鸿：文学中的现实跟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是不太一样的。毕竟文学是有独特的修辞手法要通过语言呈现。语言的呈现就意味着它必须要受写作者本人语言的限制。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体现你所看到的现实，并且什么是现实。因此，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说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文学就等于现实。实际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一对无穷，一对多的关系。所以可能现实只有一种，但是文学所能够表达的现实，可能有很多很多种。因为，它要受限于作家所看到的世界的倾向，也受限于你所表达的方式。

村里还没有人

对我表达愤怒

《文化广场》：在两本梁庄的书里，有着很强的贴近感，尤其是《出梁庄记》，使用了大段的农民的自述。

梁鸿：我试图把文人语言相对淡化。我在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就是人物的自述。我用了他们的话作为我这两本书的主体。文中的我只是一个穿针引线的过程。作为中国的农民，当他不能够在社会的话语里面充分展示自己的时候，当他必须被别人代言的时候，能让他们有一个机会来说话，如何呈现他们的话语，这是文学家面对的重要的话题。民间的话语的丰富和鲜活远远大于我这种所谓的标准的文人语言。

《文化广场》：您通过写这两本书对乡村和农民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梁鸿：对我的启发非常大，不单单是出了两本书，而是我对这个社会内部广阔的某种现实有了清晰的把握。我能够知道虽然是颓败，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颓败，这才是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使我们感受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在城市里的生活逻辑是什么样的，他的情感逻辑是怎么样的，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对抗性。很多人说农民天生融入不了城市，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城市逻辑里根本不包容他，就相互排斥，最后只能被挤压出去。

《文化广场》：乡亲们知道您写了梁庄后都有什么表现？

梁鸿：因为这本书影响也比较大，所以很多年轻人都看过这本书，年龄大的人也会听他的孩子们讲，我的村庄里面的人当然也会有潜在的不满，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对我表达愤怒。反而年轻人非常高兴，觉得终于有自己的亲属来写自己的故事。我觉得他们还是能够从一个大义上来接受。当你在做一件相对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家人也会摆脱某种私利、不满，上升到一种更大的情怀里面。这是我特别感动的地方。

好的写作者

要跳出框架

《文化广场》：谈谈新书《历史与我的瞬间》吧。

《文化广场》：您现在正在创作的新小说《云下吴镇》用的是虚构写法？

梁鸿：我正在连载的《云下吴镇》写的就是梁庄里的吴镇，但是用相对虚构的方式来写。希望找到新的文体。我自己是搞文学理论出身，深知每一种文体是什么样子的，哪一种文体是被别人认可的。但我要做的恰恰是要摆脱这些。我认为最好的是使用的文体与所描写的生活恰切，至于是否符合理论或通认的标准我不考虑。一个好的写作者一定是要跳出框架才能找到最恰当的描述写作对象的方式。其实写梁庄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非虚构。

（记者 谢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