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载农信情 一腔赤诚映初心

8月17日，已经内退将近10年的李江林还在梓潼农商银行办公室忙活着，他正在整理梓潼农商银行多年来浩繁的职工养老金、公积金档案。年近60的李江林，嗓门清亮，快人快语，说起话来让人倍感亲切。

李江林是梓潼农商银行德高望重的一位老员工，参加工作39年来，他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真心换来放心，用自己的责任担当和辛勤汗水，凭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素养，李江林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着一位“老农信”的一片质朴情怀......

作为一名扎根在梓潼“三农沃土”近40年的“老农信人”，李江林他见证了梓潼农信社及梓潼农商银行近40年的风云变迁。

1982年7月，李江林以一分之差痛失高考上线资格，在老家当个代课老师。1984年8月，作为社招第一批信用社工作人员，李江林被分配到原梓潼县宝石信用社工作。那一年，李江林21岁。当时的农村人，有份工作很不容易，信用社员工也算是“吃国家粮的”，只要跳出“农门”，几乎算是一个家族的大喜事。

李江林回忆说：人生几十年在农信系统工作，虽然自己水平有限，经过党和组织的培养教诲，工作期间始终能够忠诚于党的事业，处处用党性和普世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培养。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做事，踏实干净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从当年的风华正茂到如今两鬓斑白，39年，无怨无悔，李江林将青春和汗水都奉献给了农信事业。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宝石信用社只有3个人，主任、会计、出纳员。当时农民生活比较贫困，社员中很少有人存款，可工作还得开展啊，我和同事们就靠勤跑腿、多动嘴，走村入户了解情况。”李江林介绍。

回忆起信用社的点点滴滴，李江林津津乐道地讲述着他经历的每一个阶段。他刚刚上班那几年，信用社规模很小，工作环境艰苦，只有手工记账。每天背着挎包，走东村、串西村。入股、存款、放贷、收息，金额大多是几元几十元。那时候，他负责的片区内有十多个村子、 数百户人家，他每天背着挎包走村串户，走到哪里就把信用社存贷款的好处宣传到哪里。

“好在那那会儿乡里有广播，那是当时唯一最广泛的公众宣传渠道，党和政府的很多政策都是通过大喇叭传达到社员群众中去。”李江林说。

印象最深的是，二十世纪80年代，提倡以社为家，县联社提倡“家”文化，在基层信用社根深蒂固，员工几乎70%-80%的时间都住在信用社，一般是两个人守库，工作条件，福利待遇跟当时的供销社、粮站都没法儿比。李江林当时的工资是36.5元/月，福利很少，电话费什么的都没有，但是大家心气儿都很高，队伍有凝聚力。

“那会儿刚包产到户不久，肥料，种子，农药等等，都还是要供销社统一供应。春耕春播时节，80%的农户都需要在信用社贷款，然后凭信用社的贷款凭证到供销社去领取种子、农药、化肥等，工作量是相当的大。”为了降低贷款风险，他们一家一户去走访，那时候还是很困难，整个信用社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下乡基本上是靠两条腿走。

李江林印象最深的，当时在基层信用社有一个同事，他下乡的时候因为不擅社交，多数时候都是自己解决伙食问题，每次下乡，就用装麦乳精的瓶子灌一瓶白糖水，打发中午的生活，时间长了，因为饮食不科学不顾虑，得了糖尿病,才40多岁就去世了。

虽然像李江林一样的“老农信”以忘我的精神在拼搏，但在那个时代，业务发展依然十分缓慢。80年代中期，农村由“大队”“生产队”管理为基础的核算机制变成了千家万户独立核算。信贷员主动适应工作需要，实行包片包村。为农民开展金融服务，改变过去在大队部办理业务为登门进户服务，从南到北，由东到西，深入百姓家里上门吸收存款，发放小额贷款，逐步把乡村大部分的农户和商户吸引到信用社，占领了农村金融阵地。

1987年4月，李江林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一员。回首回首36年前，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光荣入党，李江林依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入党以后，我干工作的劲头更足了。大约是1988年至1989年期间，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教育，当时我还兼任乡场镇的支部书记，组织活动很有成效，当时区委书记邀请我去政府部门上班，并且通过县委组织部准备发调令，调我到乡上政府工作。县联社的主任当时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最好的信用社主任，硬是没舍得放我走，后来再回想这个事，我也感到不后悔。”

为老乡提供更好的服务，帮老乡过上好日子，是李江林一直坚守的信念。凭着真情换真心，老乡们都信任他，愿意找他办业务。

“那时候，谁家养了几头猪，种了几亩地，谁家有了红白喜事，我基本都清楚。农忙时节，谁家需要帮忙，我放下手里的活儿就跑去帮忙。”农忙的时候，李江林还积极主动地参加支农活动。白天在村里跑，晚上守库同时再整理账簿。昏黄的灯光下，李江林把一天的凭证手工记入明细账，再按科目合计起来，最后扎平总账，时常熬到凌晨一两点钟。

“那个年代，所谓的‘背包银行’，存贷凭证、现金、公章等都装在包里，服务上门。一个人去办业务，说实话，全凭良心。”

参加信用社工作仅仅半年后，因为工作能力出色，李江林就从出纳被调换到会计岗位。李江林说，那个年代的信用社，业务内容相对比较简单，存款、贷款。存款的金额从几块到几百块不等，再多的也有，特别少，客户拿钱来，会计收钱，复核，开存单，算盘打的噼里啪啦响，一阵忙活之后，存单一式四联，其中存档两联，事后复核一联，给客户一联。贷款稍复杂点，分为信用贷款、工商业贷款和农林牧副渔贷款等几类，利率各有不同，讲究“三查”，即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金额从几百到几千不等，上万的极少。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今天太多的娱乐项目，当然也没有电脑里的各类系统和打印机等设备，但农信人的工作劲头，丝毫不输现在。

在李江林的记忆里，白天要下乡，晚上要盘点账目，一直忙忙碌碌。每天日终结算，要打余额表，横排竖排数据要在右下角核对一致，左手翻着厚厚的凭证，右手飞快的打着算盘，有时候要加班到很晚，特别是季末年终等结算时点，还要汇总成报表，哪怕再晚，也要送到中心社去汇总，通宵做报表很正常。那个年代的细心和责任心，是用双手敲打、双腿走出来的。

有一次，原先的老会计主动帮忙处理凭证，结果帮了倒忙，把凭证给弄丢了两张，最后那个账说什么也逗不拢，李江林硬是一张一张地复核查找，直到最终找到那两张丢失的凭证，把账目登记清楚。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信用社有了较大发展，但受到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信用社一度出现贷款回收低、存款负增长。储户取款难现象，但是李江林和同事们依然发扬背包精神，积极入村建户到乡村。动员存款，以一次次的努力推进农信社的改革发展，迎来了农信社的发展壮大。

1996年，行社分家，信用社脱离农行管理，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1998年，全县整顿农村信用社，恢复农村信用社“铁账本、铁算盘、铁规章”的“三铁”形象，管理上严字当头，信用社也实现了连续多年的盈利，逐步铸就信用社在全社会“百姓银行”声誉。

“后来，县信用联社又调动我去仁和信用社当主任，当时呢，领导来找我谈话的时候，其实我还确实有点情绪，你想嘛，我的爱人当时也在宝石那个学校教书，家里当时也是两个娃儿，所以我呢，还是不愿意离家远走。当时领导就说，你在一个地方适应，换个其他地方看你能不能适应呢？我这个人呢，事业心还是比较强的，我还是服从组织安排。”

2000年3月，李江林从宝石调到仁和去当信用社主任，仍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努力工作，在他主持信用社工作期间，几乎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多次受到上级表彰。

打铁先要自身硬。在就任仁和信用社主任期间，为了保证自己的贷款质量，李江林总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按照信贷管理制度规定发放好每一笔贷款。多年来，他坚持原则，对每一笔客户申请的贷款，他都要首先审查其合规性，看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否具有贷款资格，申报资料是否齐全、真实，是否冒名顶替等，但凡有一点瑕疵的贷款，李江林一律不予受理。每当有一笔贷款需要进行贷后管理时，无论刮风下雨，李江林总是按时认真做好贷后管理记录，对存在隐性风险的贷款，他总是第一时间上门检查、服务，一方面看贷户资金运用是否合理，另一方面了解其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帮助贷户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提高生产经营效益，最终提高信贷资产质量。

“2001年2月，县联社领导又来找我谈话，就是喊我汇报工作嘛，我就先把到仁和期间的工作做了简要的汇报，领导直接说，准备把你工作变了，县联社缺一个办公室主任。当时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感激那种，但是我跟领导说，我搞基层工作能够适应，搞这个机关工作多数我还没接触过，我有可能胜任不了，因为我没得机关工作这个经历，我还是做基层工作算了。领导说，组织上研究定了的事情，那肯定你只有服从。我那个时候的年龄已经快40岁了，我觉得，这个新岗位专业性比较强的，只有在不断学习中适应。过了几年，又从办公室到人事科当科长。”直到2013年，50岁的李江林从中层干部岗位退居二线。

“2013年9月份我就正式退休了，但肩背挎包，走千村入万户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甘甜滋味令我回味无穷。唯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接过‘挎包’奋勇前行，农商银行才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动力。”从中层干部位置退下来近10年的李江林，仍用自己的方式为梓潼农商银行奉献着。年轻的同事们碰到业务难题，都会向他求助。

年轻的同事们都说，李叔是个特别热心肠的人。年轻人让他传授一些工作经验时，如何跟客户建立融洽的关系，如何更精准地为客户提供适宜的产品，如何打消客户的贷款疑虑，李江林毫无保留地耐心讲解。他跟年轻人谈论最多的话题，怎样放贷，如何揽存，怎样与农民贴心交流，了解他们的诉求和广大客户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信用社是最讲信用的。作为‘一个职业定终身’的一名农信人，我真的为四川农信感到自豪。在农信社工作这么多年，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无怨无悔。”李江林说。（任朝政  董永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