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仇和，那个曾经的“刺头”

作为副省级官员，仇和的落马在这场反腐风暴里本不算显眼。但作为一名曾经的明星官员，他又赚足了眼球。虽然是在云南任上被查，但让仇和真正出名的，是他在江苏的那段日子。环球人物记者曾深入江苏盐城、宿迁，探访仇和成长和升迁轨迹。

困难户中的困难户

从江苏盐城市区到滨海县，要走60多公里。从滨海县城到五汛镇，要走30多公里。从五汛镇再到张圩（音同围）村，又要走10多公里。仇和人生的前20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我还记得，2011年12月去五汛镇采访时，这里一家小吃店的老板说，这里“没有不认识他的”，接着又警惕地问我：“你们是要写他好还是写他坏啊？写他坏可不行，我们这好不容易出一个名人，不能写坏了。”如今看到仇和落马的新闻，不知这位老板和镇上的居民都作何感想。

从五汛镇开车到张圩村，路不难走。仇和家的老宅子还在那里，已经无人居住，由邻居帮忙看管着。村民们告诉我：过去村里一直是土路，直到前几年才铺成水泥路。仇和的家并不在村里的主干道上，按说是不应该给铺的。但想到仇和已经当了大官，村里就把他家到主干道的路也铺成了水泥的。

“仇”姓在全国很少见，但在盐城市却是个大姓，路上随便找个人问问，他一定有几个姓仇的同学或同事。在网上还能查到盐城仇姓的字辈排序：“念加锦高玉广明。”不过，仇和的名字并没有按照这个字辈排序，因为他们家实在是太穷了。仇和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仇和1957年1月出生，家中排行老四，上面是三个姐姐，童年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据当地人回忆，“当时谁家要是有3、4个孩子，肯定都饿得揭不开锅”，可仇和的父母却生了9个，可谓困难户中的困难户。

仇和能读书，是牺牲了三个姐姐上学的机会换来的。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镇上的五汛中学，在那里上了初中和高中。在五汛中学的校史陈列馆里，我看到一个名为“桃李馥郁”的板块，专门介绍优秀校友。第一张大照片就是仇和。

仇和1971年入学，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在五汛中学的校史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十年浩劫中，压倒一切的阶级斗争，在教书育人的五中校园里流下了累累创伤……在动荡曲折的‘文革’中，五中人没有因此而消沉……一批批优秀的学子脱颖而出，后来在社会各界成为杰出的人才：仇和……等校友便是其中的代表。”

仇和的舅舅陈乃跃曾在五汛中学当美术老师，我去的时候他仍然住在中学旁边低矮破旧的平房里。在他的眼中，仇和是个好学生，有时候也是个“刺头”：“他那个时候身上就有很强的政治性，遇到什么不平之事都敢出头，甚至直接去找校长理论。”

1975年，仇和高中毕业，但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仇和的叔叔当时是村长，便安排他在生产队工作。仇和先后当过生产队计工员、副队长、队长、村团支书。1977年底，高考恢复了，仇和马上报名参加。1978年2月，仇和开始在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

1982年1月毕业后，仇和进入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后担任该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1990年9月，他进入江苏省科委，后成为农村科技处处长。1995年，他参加江苏省首期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了近一年。1996年7月，仇和成为了江苏省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开始为宿迁建市做准备。两个月后宿迁市建立，他担任副市长，开始了他最富争议的10年。

宿迁10年

在宿迁市中心，最醒目的当属那座“霸王举鼎”雕像。这里有一条项王路，还有一条楚街。种种这些都在告诉人们：虽然建市只有15年，但宿迁绝不缺少历史底蕴——这里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

1996年12月，宿迁市刚刚成立不久，时任宿迁市副市长的仇和被派到辖下的沭阳县兼任县委书记。当时宿迁下辖沭阳、泗阳、泗洪三县，数沭阳最穷。苏北号称江苏的“经济洼地”，新成立的宿迁则是“洼地中的洼地”，沭阳的经济地位可想而知。在沭阳当过县令的清朝文学家袁枚为《沭阳县志》作过序，第一句便是“沭阳民好诉讼，性懒惰，思赌博，好争斗”，这样的性格一直保留到了现代。沭阳人喜欢上访，动不动就将官司打到省里和北京，一位在国务院信访办工作的沭阳人甚至感慨“我家乡的土特产就是告状信”。

仇和在沭阳的政绩中最值得写入历史的，是1997年试行的干部任前公示制，这一做法得到了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的长篇批示。现在，干部公示制已被写进《干部任免条例》，在全国推广。

沭阳百姓对仇和的政绩评价最高的，是修通了县里的路。而对他的争议记得最清的，是拆迁。“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现在，人们还没忘记这些顺口溜。当时很多拆迁户意见很大，爱上访的沭阳人又写起了告状信，但都被市里安抚下来了。

仇和在沭阳另一个备受争议的做法，是让政府官员和教师背上了招商引资的任务。这在当时引得怨声载道，不少教师因为压力大而辞职。

曾有媒体报道过，一位中年妇女翻越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让司机掉过车头追赶，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仇和打电话叫来领导班子成员中的一位女同志：“叫她出来，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不要再翻护栏。”

不过我在采访时，听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有一次仇和看到一个人违规翻越栏杆，便叫这个人来回翻了几十次，自己站在旁边看。

2000年12月，仇和离开沭阳，回到宿迁担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01年2月任市长，8月又升任市委书记。直到2006年1月调到省里，他在这里干了5年多时间。仇和在宿迁最富争议的一项举措，就是卖掉了医院、学校、幼儿园。据媒体报道，他曾说过一句话让全国哗然：“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

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沭阳县中医院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2003年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质疑宿迁教改医改……

但仇和并没有停下。有媒体报道，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仇和迎难而上的背后，还有来自高层的支持。2003年召开的江苏省委十届五次全会决议中明确写着“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2007年底，仇和调任云南，出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一职。从此开始了他在云南的争议执政路。

我在采访结束后离开宿迁时，曾在稿子里写：“项羽的命运是悲剧的，但仇和的命运不是。”现在看来，我的结论似乎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