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共诊尘肺之痛

对孙凡军来说，每一次感冒，都像过一回鬼门关。

孙凡军，来自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一个小村庄，尘肺病三期患者，他的性命是被抢回来的。

张海超，新闻人物，“开胸验肺”第一人，来自河南。

他们是尘肺病人，被称为是“跪着走向死亡”的人。

尘肺病，是长时间在高粉尘、高污染环境里劳动，通过呼吸道吸入大量粉尘，进入肺细胞，最后陷入化、板结化，导致肺功能丧失的一种职业病。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孙树菡透露了一个数字：“目前，中国现有职业病人中，尘肺病占90%。”

记者出身的王克勤长期关注尘肺病人，并发起大爱清尘基金会，他说：“据我们估算，我国尘肺病人数达600万，这只是个保守数字。不仅在矿山，建筑工地也会发生尘肺病。”

“数量极其巨大，处境极其困难，维权极其艰难，救助极其尴尬。”王克勤用四个“极其”道出了尘肺病农民工面临的真实困境。

尘肺病遇“三难”

3月2日，《民生周刊》记者见到了张海超，也见到了他的主治大夫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陈静瑜。2014年七八月间，陈静瑜为尘肺病三期的张海超做了换肺手术，术后曾一度出现排异反应。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的他，看起来状态不错。

张海超说：“我只能说是中国尘肺病患者中最幸运的一个。”就医过程中，他曾处处碰壁。许多医院检查告知他患有尘肺病，但避而不谈和职业病有关，诊断证明只出示“排除肺结核、肿瘤”等模糊字眼。

孙凡军的父亲以挖煤为生，死于尘肺病，父亲死后，孙凡军能谋生的手段依旧是挖煤。2008年因咳嗽严重，去医院检查，孙凡军被诊断为肺结核。半年后，方得知自己患尘肺病，因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维权艰难。

在孙凡军维权过程中，一个病友去世。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王胜利说：“这些案子的维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官司没打完，人没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如果单纯按照程序走下去，他们的权益即便得到保障，也看不到结果。”

王克勤说：“尘肺病本质上是工伤，应该获得赔偿，相应的问题都应该能够解决。但是鉴定难，立案难，获赔难，能够被鉴定为职业病的难，能够做工伤鉴定的更难。”

尘肺病二期和三期以上患者，每一次呼吸都需要调动浑身肌肉。“得了尘肺病，意味着，只剩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肺在工作，很多尘肺病人不能躺着睡觉，只能趴着度过漫漫长夜。”王克勤说。

放开鉴定打破治疗垄断

孙凡军没有工伤保险，但参加了新农合，而尘肺病的医疗报销不在新农合范围之内，他唯一能够申请到的就是每月60元的低保。更戏剧性的是，孙凡军所在煤矿的老板亦死于尘肺病。

宋进宝来自陕西，在山西的煤矿打工，与孙凡军一样，参加了新农合，没有工伤保险，得不到救助。

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弘昌集团董事长陈世强呼吁，救助尘肺病农民工，建议将无法确认劳动关系、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职业病待遇和工伤赔偿的尘肺病农民工纳入新农合。

孙凡军虽为农民，但维权多年，已经了然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提出希望修改《职业病防治法》“这个门槛太难过了，没有职业病鉴定，就得不到国家的相关救助。”他说。

张海超的主治医生陈静瑜是全国人大代表，今年两会，他提出《放开“尘肺病鉴定、治疗”之垄断暨修订<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的建议。

陈静瑜介绍，尽管2011年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新增了“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应当诊断为职业病”这一规定，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职工担心“企业找麻烦”，而往往得不到适用。

陈静瑜认为，尘肺病的诊断并不复杂，在县医院就可以做出明确的诊断，尘肺病的治疗也不很难，普通的非职业病鉴定机构也完全可以进行治疗。他说：“尘肺病患者不应只在职业病医院寻求救治，任何一个正规有资质的医院都能诊断治疗尘肺病，它应当与肺炎、肺结核、肺癌等疾病类同，获得社会广泛的医疗资源。”

因尘肺病鉴定需要劳动关系证明，导致大部分病人无法得到医学救助，陈静瑜和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吴先宁以及全国政协委员张国俊一致赞同不能把“尘肺病”和“职业病”画等号。

加大对企业监管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蔡秀军说：“尘肺病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很多企业已经倒闭，不存在了。”他认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尘肺病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医疗需求。

北京君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飞提到一个现实情况：“20年前国家就通过立法，保证强制实施的工伤保险制度，而现如今在湖南安化、江西乐平两地方的尘肺农民工案例表明，部分国有煤矿的落实情况仍是空白。”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楯认为，应该先解决尘肺病鉴定问题，再解决资金的问题。“先把它划出来，首先证明我是这个病，然后再说我怎么治”。他表示，在现行体制下，法律存在落实问题，需要深化改革来解决。他向代表、委员们建议，在提议案、提案的时候一定要简洁、清晰，“要咬住，要针锋相对”。在提到如何解决问题时，他说：“解决社会保障制度和职业安全的责任，这是一个源头治理。在源头上，应当加强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监管。对企业来说，有可能导致伤及人的健康安全问题，这点不应该手软。不与职工签订合同，不缴纳相应的保险，企业应吊销执照。伤害人的健康和生命的数量极其巨大的责任问题，必须要有人来承担。”

中国劳动管理学院的孟燕华教授也提出了对防治方面的建议，一是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对粉尘严重超标的企业一定要按照生产事故处理；二是国家要求有职业危害的企业一定要进行职业危害申报，申报到安监局，特别是粉尘严重的要缴纳风险抵押金。（本刊记者：崔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