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荒文化产业，服务社会民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副主席边发吉

前不久，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全国文艺座谈会上，边发吉作为河北省唯一的代表与会。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文化厅巡视员，边发吉走过了68个国家和地区，为河北文化走向世界鼓与呼。2015年全国两会前夕，就如何发展文化产业，《民生周刊》特约记者采访了边发吉。

 

燕赵文化：敢为天下先

民生周刊：河北总说燕赵文化、燕赵精神。作为文化行业的领导和专家，您认为燕赵文化、燕赵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边发吉：我们讨论过很多次，我个人认为是很难很具象地把它体现出来。大家都看到一个大轮廓：包容、坚毅、勇敢，这就是我们的燕赵精神。还有一种意见：勇敢放在第一位，当然包容、坚毅也很重要。从地域的角度来说，燕赵之地，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古代有一个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现代有一个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所以燕赵精神，用一句话应概括为“敢为天下先”。

河北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燕赵大地孕育出两个直辖市，这是我们的骄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出生在河北正定。我们还有第一个“南下干部”南粤王赵佗。

 

民生周刊：河北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您的议案都与文化与文化产业有关。这些年来您对文化创意产业有哪些感悟？

边发吉：文化是人类智慧的总和。具体到文化创意产业，英国叫创意产业，韩国叫内容产业，在大陆和台湾叫文化创意产业。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正经历着觉醒与嬗变，势必随着民族复兴迎来自己的辉煌。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河北具有的资源优势无可非议。不与北京、天津搞同质化的竞争，应该是我们的策略。任何人都应该看到自己的长处，看到自己的短处。首先看长处，与北京、天津相比，我们地大物博。在山川河流、地理地貌、气候气温、风土人情、人员流量、文化积淀、成本核算等方面，河北有独特优势。河北与北京、天津比起来，关键是不搞同质化竞争。

我们河北究竟是谁，还要把握好我们自己，站好我们的位。河北与北京、天津比起来，有独特文化特色。

我们地处京津腹地，中央脚下，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非常深厚。大力发展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有的说法叫承接北京、天津外溢地，我不反对，但也不是最好的。只要你的政策好，区位优势好，人员就会往你这里流。生拉硬拽是不行的，一定要用市场的无形手来搞资源配置。尽管因为行政区域的划分，现在河北在经济总量、GDP总量、高科技方面弱了一些，但从历史上来讲我们不是这样的。对于“外溢”来说，其实，溢出来的可能是沫，未必是好的，也未必是我们需要的。

 

民生周刊：那么，河北应该怎样扬长避短，发展文化产业？

边发吉：国内的文化创意产业分四大类。第一是意识形态类，比如电影、电视、戏曲、舞台艺术；第二是工艺制作类，河北有很多，如鼻烟壶、铁画、草编、定州瓷、黑陶等；第三是参与体验类，比如体育、旅游，例如张家口同北京一起申办的冬奥会；第四是科技创新类。这四大类文化产业，河北都有自己的优势。

过去我们搞钢铁，搞能源型、资源型、劳动密集型的建材业、粗放制造业时，是急功近利、杀鸡取卵。制造这么大雾霾，现在就是政治问题。现在来看，河北省正爬坡过坎。我们不要只看眼前，要对河北有坚定的信心。

河北要尽快抓文化创意产业，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河北省的支柱性产业。首先，我们要扎扎实实，认真做好每一个文化产业项目。在大工业时代，应该说是后工业时期，我们应该搞高、精、尖的产业。参与、互动、体验方面的文化创意产业也要尽快做起来。

比如，华北明珠白洋淀，大部分在河北安新县。在新农村建设中，安新县要朝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结合地域优势，成为北京的后花园。北京人要承受交通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经济的压力、住房的压力，幸福指数有多高？河北应该好好规划，让他们来释放一下。这是河北省要做的工作，也是服务北京、服务社会、服务民生。

创意策划的东西，应植入到人心里。让你一定要来，来了之后，又感觉果然是好。能让人有体悟在里边，人们也就会来了。

再有就是要可持续发展。直接把地卖了吃两代、吃三代，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搞个产业，对子孙后代都是负责任的。吃祖宗的饭是长久不了的。

实际上，一个政府，对你的民族要负责任的话，就要培育民众勤奋。比如我给孩子留几个亿，哪怕两千万，他肯定不会去劳动。因为人的天性是自私与懒惰的。有些国家的遗产税特别高，把税纳了，让你知道，你要付出、要劳动。这样使整个民族都发展。有人说改革开放30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能不说我们的政策是存在问题的。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不去改变，将来麻烦会很多。

在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河北要找好自己的位置，出台良好的政策、讲诚信，打造好环境。种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如果政府给了一块地，让做文化创意产业。结果吃喝卡要，几天就给弄光了，产业就给轰跑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去有很多优秀企业离开了河北，值得我们反思。招商引资必须有很好的环境。经济学家张维迎讲过，你去投资，一个地方说没事，这个给你免，那个给你免。来了吃喝送，你说怎么整都行。这样的地方，就该走。为什么？因为没有规矩，没有法律。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来了之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双方达成协议。你要遵守，下一任也要按照法律来办事。这种地方可能很冷，不热情，但是你投吧，败不了。

所以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河北要把法制建设搞好，法制建设，是对诚信最大保护。

 

民生周刊：从文化产业发展上来讲，除了环境、资源，还要有资本投入。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投入，包括政府的投入、社会力量的投入等。河北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不足？

边发吉：30年来，我参与组织了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伴着它一路走过来。现在吴桥杂技节已经搞成品牌了。作为政府投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方式，它使中国传统杂技艺术走向世界。

河北为什么要做吴桥杂技节？因为让一个地域、一个省份、一个国家飞得更高更远的，不是工业产品，而是文化和艺术。比如我们到了欧洲某一个地方，会听他们说：我不知道河北，——吴桥，我知道！为什么，是因为艺术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树河北的形象，树立河北的品牌，扩大河北的知名度。每年在杂技节开幕式之前，我都给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究竟给河北带来了什么？显然，它带来的不是用金钱来计算的。

吴桥杂技节，政府做了一些投入，后来很多，几乎占了一半以上的资金是靠社会筹集，很多企业也有投入。比如有的企业看中了我们的品牌，一年给800万，大家自愿支持。

但是，我们还存在体制的问题，没有完全走向产业化、市场化。这也使我很焦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做大。如果它作为产业，我们可以每年搞出国商演，因为有吴桥杂技节的存在，很容易谈成。另外我们也可以搞巡演，通过大赛场，资源共享，广东、珠海、上海、北京、东北等都可以搞相关的巡演。但吴桥杂技节是个全额事业单位，挣多少钱和单位没关系，要交上去。凭什么要干？冒着风险，吃着苦、受着累，他不干啊。这就是机制体制还不灵活，要变。

这么多年我很清楚，这是一个文化产业，用新思路、新思想、新办法、创新的机制体制来完善它，一定会做大做强。机制体制变了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做大，政府完全可以一分钱不出。

当然，这个问题，既用经济这个尺度来衡量，也不能完全用这个来衡量。做一些公益性的东西、一些有知名度的东西，政府拿点钱也不是不对，不能是完全的市场化。但走市场道路是正确的，现在这个时间表应该很成熟了。只要是我们的机制体制再创新一把，就能发展得快，发展得更好。

 

民生周刊：在文化艺术作品的评价中，到底应该如何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边发吉：吸引眼球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在中国不允许。其实在美国多数人也是反对的。你注意美国的大片，也是有人文精神、大仁大爱的。那么在中国，比如说电影，它的意识形态、内容就更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这就给你定位了。比如说真善美，不在这方面努力，你就不是实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你就对我们的祖宗不尊重。

当然，文化艺术，作为特殊商品，它有经济效益的一面。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再好，这才是一个好的东西。个别时候发生冲突了，应该以社会效益为主，也就这么个平衡。 

艺术作品应该振奋人的精神，还要有一定的鉴别。有些东西不能作为一种商业手段。文化不能完全商业化，但又不能没有，因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属性。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文艺又鼓舞人心，使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的文化发扬光大。

 

民生周刊：在文化发展上，我国的城乡还存在一些差异，针对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我们应该有些什么对策呢？

边发吉：在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的今天，世界已经叫地球村了。大城市与小乡村的差别，实际上已经大大缩小。因为是网络时代，现在很多乡村已经有网络覆盖了。整体而言，网络、广播、电视，河北省基本已经都覆盖了，有了这个，足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了。

差距还是有的，但也越来越小了。比如说高档的一些演出，我可以在网络上、电视上看到，但是走向舞台，能享受更高品质的文化。城市与农村存在这个差距。另外，农村在居住条件上，比如煤气、管道等方面还是有些落后。

现在整个农村文化生活，包括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越来越多了。美丽乡村建设就是缩小实地的差距。现在农民的户口越来越宝贵了。有些人上了大学，但是农村的户口没有丢，这也是一种走向。其实有的农村，例如石家庄的郊区，比城市要富得多。新农村已经和城市缩小距离了。北京从东城到西城要两个小时，而从石家庄到北京只需要一个多小时。

 

民生周刊：在您看来，文化及文化产业与民生有些什么关系？

边发吉：民生，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可以说，我们一切一切的工作、所有的劳作都是为了民生。我们所有的人，特别是作为政府、政权，包括我们的党派，还有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都要服务社会、服务民生。如果民不聊生了，政权就不存在了，社会就不社会了，一切也就不复存在了。（特约记者   刘海欢   本刊记者   罗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