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周刊》记者   罗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5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部署。

今年3月，“投资于人”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成为新发展阶段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十五五”时期重要任务。投资于人如何从理论化为行动？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怎样紧密结合？相关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投资于人远比投资于物复杂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就业形态发生变化，灵活就业越来越多。“工业时代靠少数精英拉动发展，数字时代则要求每一名劳动者都成为创新主体。单靠扩大火车头已经拉不动发展了，每个人都要成为自带动力的行动者。”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说。

“动车组模式要取代火车头模式了。”关信平直言，“以前是给老板打工，现在是给自己当老板，铁饭碗思维彻底失效，个人能力成了唯一的护城河。”

10月14日，重庆秀山县一家制造公司，身着统一工服的“武陵山缝纫工”在赶制订单。（胡程/人民图片）

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投资于人的需求更加迫切。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只有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才能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但关信平也看到理论落地的困难。“投资于人远比投资实物复杂。”

关信平列举了投资于人区别于投资于物的几个难点：一是回报周期长，不像投资实物能很快看到厂房和产品；二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直接决定投资能否转化为有效资本；三是人力资本附着于个人，投资者无法像控制实物资产那样控制人。

“人才流失成了政府投资最大的沉没成本风险。”关信平指出，企业因为无法独占人才产权而缺乏投资意愿，政府接手又面临人才流失的尴尬。更现实的阻力在于量化：缺乏直观的量化指标，正是政府层面推进长期民生投资时最大的决策阻力。“这是一场长线博弈，短期内很难量化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团在历史资料研究中发现投资于人的复杂性，资产建设从来不是简单的资金投入，而是需要精密的制度设计来约束和引导。她以范仲淹办义庄为例：义庄主要对贫困的族人进行救济，用于宗族成员的教育、考试、婚丧嫁娶等，通过13条严苛规定把资产锁定为家族共有，严禁分给个人，这让“范式义庄”千年传承。

从“给收入”转向建资产

投资于人要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服务于民生，支持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部分明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标志着人力资本投资上升为国家战略取向，也为我国资产建设理论与政策实践提供了新的历史方位。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撰文指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一体的，统一于“投资”之中，实现二者的紧密结合，就是强调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以便提高投资综合效益，更好发挥投资对满足民生需求的作用。

杨团梳理了西方社会政策从收入维持型向资产积累型转型的全球脉络，发现有些国家传统福利制度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她认为，资产存量决定长期发展，单纯的收入分配无法根治贫困，社会政策必须向生产性要素转型。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黄进介绍，全球已经有超过10个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新加坡等推行儿童发展账户政策。实证研究表明，早期账户干预能够为儿童长期投资积累资金，显著改善家庭养育行为、提升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并促进儿童教育成长发展。

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教授周玲深入研究了新加坡的资产建设后指出，新加坡的个人公积金账户从单一养老储蓄逐步发展为综合资产体系，包括个人账户开设与管理、租屋、儿童与教育资产、面向特定脆弱群体的政府补贴、风险保障与技能教育等，帮助每个人从出生至养老形成完整全生命周期的资产建设链条，在形成家庭资产、重建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与汇聚长期资本等维度发挥了重要功能。

关信平提出“人的资本”，融合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心理资本五大类别。他呼吁健全投资主体结构，打破各方“搭便车”的博弈困局，建立硬性的责任分摊机制。

探索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如何投资于人？一些公益机构进行了探索，将公益项目关注的重点从物转向人。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探索了将公益资金转换为经营性资产。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创新与社会企业促进中心办公室副主任金紫南认为，乡村产业发展存在三重困境，即有收入缺资产、有资产缺收益、有产业缺连接，农户抗风险能力弱，联农带农机制不完善。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把捐赠资金交由政府集中采购设备，壮大村集体经济并推动涉农企业产业升级，同时开展面向村带头人与涉农企业管理者的赋能培训。项目形成了“资金—资产—收益”的闭环链路，核心要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资产确权、收益分配。收益分配按六四开执行：60%分给村集体经济成员以提振获得感，40%留存用于村庄长期发展。

目前，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富民车间项目已在8个省份落地，累计为29个村集体及涉农企业壮大资产1491万元，收购农产品1.29亿元。

金紫南介绍了“灵活就业”模式：免费提供培训与原材料，农户利用农闲在家加工，加工品由企业保底回收，重点吸纳留守老人、妇女及大病康复者，帮助他们实现月入千元。

“资金花完即结束”的输血式帮扶往往陷入困境，资源撤出后项目便难以为继。有些公益项目结束后，社区能力常断崖式下跌。恩派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吕朝强调社区成员积累、维护并运用资源的能力，而非冷冰冰的账面数字。“社区资产建设的难点不在于资金，而在于如何激发居民的内生动力。”

吕朝以AED设备公益项目为例进行分析：“AED设备常沦为摆设，因为硬件投入与能力建设的落差，需要配套设备地图与志愿者队伍，才能把单一设施沉淀为系统能力。”

益保（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赵赟从脆弱群体角度探索投资于人，他发现心智障碍者家庭普遍面临现金少、房产重、缺乏金融投资的三重困境，“这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中最脆弱的一环，要把兜底放在增值前面”。

赵赟建议，以普惠保险作为金融入门工具，接入统一的残疾人发展账户，形成“攒得住资产、扛得住风险、传得下去托付”的保障机制。在他看来，保险具备防护、预期与发展三重资产属性，把它当成一个金融入口，可以帮家庭做长期的资产建设。比如，“心智宝”项目已经联合金融机构推出覆盖意外、走失等五大领域的产品，服务超23万家庭。

杨团梳理了公益组织投资于人的实践路径，涵盖从幼儿培育、青年发展到妇女及农村困难群体的全年龄段帮扶，“帮扶对象已经全面铺开，形成了全生命周期的覆盖”。

杨团认为，各类社会组织以及相关机构在残障儿童个人账户、心智障碍者普惠保险、特需信托、遗产捐赠等多领域展开资产建设的多种探索。这是对投资于人国家宏观战略的集体回应，也是对中国式社会政策道路新的开拓。

周玲建议，可以探索将现有社保或公积金账户拓展为个人发展账户，也可以从儿童或残疾人群体起步试点建立个人发展账户。例如，依托出生登记为每个新生儿自动开设发展账户：财政注入种子资金，并对困难家庭累进补贴，鼓励家庭积极持续积累；企业和慈善资金共同注资；以账户为政策载体，把育儿补贴与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联成一个系统。账户资金长期稳健投资，专款用于教育、技能、就业、住房等发展性用途，将分散的各方投入连成一条连续、清晰的支持链。

黄进建议，构建涵盖育儿津贴至个人养老金的全生命周期制度，参考多国经验由政府保底注资，并依托数字政务平台实现多渠道推广。

“对青少年的投资，关乎国家未来的安全与稳定。”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专职副秘书长胡发清表示。他主张把预防关口前移至养育阶段，“事后补救不如源头预防”。

关信平建议，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的资本投资体系，尤其需要重点关注困难群众与残疾人群体。他希望民间探索成为官方政策的“探路石”，同时从实践中提炼理论意义，反哺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原文刊载于2026年第22期  10月26日出版的《民生周刊》杂志

（责任编辑：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