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草作为汉代“隶书快写体”，其技法设计的核心是服务“快速书写”与“准确识读”的实用需求，而非单纯的艺术表达。若从“小处”切入，可聚焦章草“横画连笔简化”“竖画收笔处理”“偏旁符号化”三个微观技法细节，清晰地看到实用需求如何直接塑造章草的笔法与字形。

横画“承上启下”的连笔技法：为“提速”而生

汉代公文书写需处理大量文字（如户籍登记、军书传递），“减少起笔收笔次数”是提升效率的关键，章草横画的“连笔衔接”技法正是为此设计。

隶书的横画多“字字独立”，每一笔横画均需“藏锋起笔—行笔—顿笔收锋”，写完一字的横画后，需重新调整笔锋再写下一字，耗时较长。而章草将相邻字的横画进行“连笔简化”，通过“露锋切入+顺势带笔”的技法，省去重复的起收笔步骤。以居延汉简中“人民”二字的书写为例：“人”字的末笔横画收笔时，笔锋不离开简牍，而是顺势向右下方轻带，直接接入“民”字的首笔横画，且“民”字横画采用“露锋起笔”，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书写速度较隶书提升近一倍。

 

周启焱书法作品

上：《秋高气爽》

下：《劝学·颜真卿》

这种连笔技法并非随意为之，而是严格控制“连笔幅度”以兼顾实用：连笔仅在横画末端形成“短弧线”，不超出字形轮廓，避免因连笔过长导致字迹模糊（简牍吸墨性弱，长连笔易出现“飞白”）。可见，章草横画的连笔技法，本质是“效率优先”下的实用设计，每一处笔锋的转折都为减少书写步骤服务。

竖画“短顿收锋”技法：适配简牍载体的“空间妥协”

汉代书写载体以窄长的竹、木简牍为主（宽度多为1厘米左右），章草竖画的“短顿收锋”技法，是为避免笔锋超出简牍边界、沾染相邻文字，属于典型的“载体适配”型实用技法。

隶书的竖画多“垂露收锋”或“悬针收锋”，收笔时笔锋向下延伸较长（如《张迁碑》中“中”字竖画，收锋长度占字高的1/3），若在简牍上书写，易超出简牍宽度（简牍宽度仅能容纳一个字的竖画长度），导致墨迹沾染右侧简片（汉代简牍以绳索编联，简与简间隙极小）。而章草竖画采用“短顿收锋”：竖画行至末端时，笔锋稍作顿挫后立即收笔，不向下延伸，长度控制在字形高度的1/5以内，如居延汉简中“中”“下”等字的竖画，收锋短促，完全贴合简牍的窄长空间。

 

周启焱书法作品

左：《清平乐·六盘山·毛泽东》

右：《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

同时，“短顿收锋”还能提升书写效率：隶书“悬针收锋”需缓慢提锋，而章草“短顿”仅需快速顿挫，减少了笔锋调整时间。这种技法既解决了简牍载体的空间限制，又兼顾了书写速度，是实用需求直接作用于笔法的典型体现。

偏旁“符号化”技法：降低识读成本的“约定俗成”

汉代隶书简化后，部分偏旁字形复杂（如“三点水”“走之底”），快速书写时易与其他偏旁混淆，章草将常用偏旁“符号化”，通过固定的简化形态降低识读成本，是“准确识读”需求下的核心实用技法。

以“三点水”偏旁为例：隶书“三点水”需书写三个独立的点画，且每个点画均需“藏锋起笔”，书写繁琐且易与“言字旁”（上点+横画）混淆；而章草将“三点水”简化为“一横带两点”的符号——首笔横画露锋切入，行至末端时顺势向下带出两个短点，整个偏旁仅需一次起笔、一次收笔，书写速度大幅提升，且形态固定（横画长、两点短，横画与两点呈45°角），成为辨识度极高的“视觉符号”，即使快速书写也不会与其他偏旁混淆。

 

周启焱书法作品

左：《兰桂齐芳承福泽 椿萱并茂享天伦》

右：《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再如“走之底”：隶书“走之底”需书写“点+横折折撇+捺”三笔，笔画转折复杂；章草将其简化为“短横+弧形捺”的符号，短横露锋起笔，弧形捺直接连笔写出，且捺画末端保留短粗的“波磔”（章草标志性特征），既简化了笔画，又通过“波磔”强化了偏旁识别性。这种“符号化”技法本质是书写者之间的“实用约定”——固定的偏旁形态让不同书写者（如官吏、书佐）书写的公文能被快速识读，避免因个人书写习惯差异导致的误解。

从横画连笔、竖画收锋到偏旁符号化，章草的微观技法均围绕“实用”构建：横画连笔为提升速度，竖画短顿为适配简牍，偏旁符号化为准确识读。这些看似细微的技法设计，实则是汉代书写者在“文书行政”需求下的智慧结晶——章草并非“隶书的艺术化改造”，而是“为解决实用痛点而生的书写体系”，其技法的每一处细节，都烙印着“效率优先、识读至上”的实用逻辑。这种“小技法里的大实用”，正是章草在汉代广泛流传的核心原因，也为理解中国书法“实用催生形态”的发展规律提供了微观视角。

（周启焱）

（责任编辑：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