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者简介

徐亚凤，1940年生，江西南昌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出身于陶瓷名门，1958年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毕业，长期在轻工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工作，擅长陶瓷粉彩花鸟、山水、人物画。1975年作为主创人员之一参与设计制作“7501”毛主席用瓷。1990年荣获中国轻工业部颁发的“从事工艺美术行业工作三十年”表彰。1994年被景德镇市政府授予“陶瓷世家”。瓷盘画《紫藤小鸟》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瓷板画《幽兰飘香》瓷板被2014APEC雁栖湖国际会都收藏，粉彩瓷瓶《水点桃花》被挪威国家博物馆收藏。

虚岁八十五岁高龄的徐亚凤，也许是爱花的缘故，看起来一点也不显老。她和颜悦色，说话轻缓，散发出江南女子从容安闲的温柔气质。

徐亚凤钟情于在庭院中耕耘，她的院子四季如春，鲜花常开。她说：“桃花是春天开的，梅花是冬天开的。迎春花，蝴蝶兰，紫藤花，只要我喜欢的，全种上。”

因爱画花而爱种花，因爱种花而爱画花，徐亚凤已不分别。花的世界，已然与她的生命交织在一起，彼此相连。画花，成了生命与生命的一种对话。瓷板和瓷瓶，画笔和颜料，则是这一对话达成的媒介。

景德镇擅长画花鸟的艺术家并不稀缺，而徐亚凤的特别处，正源自她与花的那段传奇往事。

陶瓷世家的传承：“一门六大师”

徐亚凤的院墙一侧，满是挺拔的竹子。竹，自古以来便是文人雅士心中不朽的象征，被誉为“四君子”之一，与梅、兰、菊并列。同时，它也是“岁寒三友”之一，与松、梅共度寒冬。而徐亚凤对竹子的喜爱，似乎也与她的家族渊源息息相关。“我为什么爱竹？因为我爷爷画竹画得极好。”她这样解释。

徐亚凤的祖父徐仲南（1872—1953），不仅擅长画竹，亦钟情于亲手种植松竹，自号“竹里老人”。他是著名的“珠山八友”中最年长的一位，以其画竹之技闻名遐迩，也将这份对竹子的深情传承给了后代。

徐仲南粉彩瓷板画：《读书窗外一枝斜》

在徐亚凤的家族谱系中，还有另一位“珠山八友”的传奇人物——她的舅舅刘雨岑（1904—1969）。刘雨岑不仅是“珠山八友”中最年轻的成员，也是该团体创始人王琦的义子，深受其赏识。他擅长粉彩花鸟，并独创了“水点”技法，风格独具。徐亚凤正是刘雨岑亲自教导的弟子。

不仅如此，徐亚凤的父亲徐天梅是“中国陶瓷美术大师”，而她的丈夫则是享有“粉彩之王”美誉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陶瓷艺术的传承已延展至下一代，儿子张晓东、张晓杰，女儿张慧，均已成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家族的艺术成就蔚为壮观。

1994年，在景德镇置镇990周年庆典暨第五届国际陶瓷节上，景德镇市委、市政府授予张松茂、徐亚凤“陶瓷世家”称号。当时的徐亚凤夫妇，连同两个儿子、女儿和女婿，“一门六大师”，这个称号可谓实至名归。

徐亚凤的艺术道路，正是在这一陶瓷名门的氛围中自然铺展开来，家族的荣耀与传承为她提供了深厚的艺术土壤与文化滋养。

拜师刘雨岑

徐亚凤出身陶瓷名门，自幼学习陶瓷绘画，几乎是水到渠成。

父亲徐天梅熟谙文人画传统，善画动物，尤以画虎见长，生动传神，其势如风，堪为一绝。徐亚凤自小受父亲启蒙，家学熏染颇深。

十五岁时，徐亚凤考上景德镇美术技艺学校(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前身)，成为学院派的科班学员。她在校期间成绩斐然，十八岁时，作为全班唯一的佼佼者，被分配到轻工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工作。

陶研所被誉为“大师的摇篮”，能进入其中无疑是莫大的荣誉，许多新人日后都在艺术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徐亚凤的父亲徐天梅和舅舅刘雨岑，正是当时陶研所的两位重量级人物。

在陶研所，新人必须拜师学艺，徐亚凤也面临一个关键的抉择：是拜父亲为师，还是舅舅？“我爸爸画动物为主，而我喜欢画花鸟，所以选择了舅舅。”

她回忆起当时的拜师经历时，记忆犹新。陶研所为她和其他新入门的学徒们组织了正式的拜师仪式，场面庄重肃穆。“拜师会时，所有的老师都在上座，我们这些新人则需要跪拜行礼。”这种传统的仪式，让徐亚凤深感责任之重，学艺的道路上也因此增添了更多的敬畏和专注。

刘雨岑粉彩瓷盘《梅开五福》

在取材、构图、着色上，刘雨岑的瓷画显出与众不同，尤其对粉彩技法的革故鼎新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他经多年试验、摒弃了先勾画花头轮廓，再用油料多层次洗染的传统技法，而直接用“玻璃白”点出花的形象，然后以含彩料的水笔加以点染、使彩料浓淡自如，造成意外效果。这是他吸取清代花鸟画家恽南田、任颐的“没骨法”而改创的“点水法”。

此后，刘雨岑的名字常与“水点桃花”联系在一起，被人称为“水点法大师”。

正式拜师后，徐亚凤一心跟着刘雨岑学习粉彩花鸟瓷画，以得“水点技法”真传。

徐亚凤说：“水点技法，是没骨画。没骨画是不描线、不画轮廓的，直接用颜色点桃花、点梅花、点牡丹等花卉，点的还蛮好看的，又滋嫩，且造型各异，灵活生动，挥洒自如。但点颜色一笔下来得点到位，这就比较困难。”

一笔点上，除了花头形态要逼真传神，点色时要求彩料“湿不流，干不枯”，把握起来也非一日之功。“太干，就不饱满鲜艳；太湿，颜色就会流淌。要恰到好处，很难把握。”

桃花难画，因为画它得静。而徐亚凤凭借女性特有的耐心与细腻，加上刻苦的勤勉精神，逐步精进技艺。

她与舅舅刘雨岑同在一个工作室，常常切磋琢磨，随时向他请教艺术上的疑难。为了掌握刘雨岑独创的“水点技法”，徐亚凤一遍又一遍地临摹他的作品，废寝忘食，往往不觉夜已深沉。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练习，她终于领悟了“水点技法”的精髓与奥妙。

这种独特技法不仅成为她艺术表现的重要手段，也使她的作品充满了灵动与生气，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徐亚凤还曾私下拜国画大师刘海粟、潘天寿的得意门生胡献雅先生为师，以夯实花鸟国画功底。

“7501”瓷：“水点桃花”创造8000万拍卖记录

1975年，景德镇陶瓷史上的一段传奇开启。

当时，中央办公厅考虑毛泽东主席年事已高，吃饭咀嚼很慢，北方冬天气候寒冷，厨房离用餐的地方距离较大等因素，决定为毛主席制作既保温、防尘，又实用、美观的优质餐具。当年2月，中央办公厅向江西省委下达任务，要求陶研所三个月内完成研制任务。

徐亚凤回忆：“据说任务直接从省里下到陶研所，时间紧，任务重。”这是陶研所1975年的第一项任务，这一秘密任务工程代号为“7501”，后来这批瓷器被称为“7501”瓷。

陶研所随即组织40余位顶尖高手，突击研制设计。汪野亭之女汪桂英设计器型、刘雨岑之子刘平和徐亚凤设计釉上彩的“水点桃花”，彭兆贤设计釉下彩的“翠竹红梅”，戴荣华设计釉下彩双面绘“芙蓉花”。图案设计创作灵感全部来自毛主席诗词，每种图案都有其诗词来源。造型以明代正德官窑的器型为蓝本，取其华美而端庄、秀丽而稳重的风采。

4月，设计样稿送中央审查，获得通过，随即投入生产。

“7501”瓷

“7501”瓷选用最好的原料，使用抚州东乡的高岭土，以及瓷石、石英。用抚州高岭土制作出的半薄胎高白釉瓷器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用手指轻轻敲击，其声清脆悦耳。在光线照射下，器壁成半透明状。

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导热系数低，如把它制成壁厚不足1毫米的茶杯，注入开水后用手紧握杯体也无烫手之感。制坯方法有两种：碗、盘、碟等以手工拉坯，茶杯、茶壶、烟灰缸等用注浆工艺。徐亚凤说：“瓷器白胎就好漂亮，很薄，透明，透亮，点桃花时生怕它裂了，我就拿海绵托着。”

陶研所组织当时所有的艺术精英上釉和绘彩。正式绘制水点桃花或水点梅花时，采用流水线作业，水点程序分为：拍图、点玻白、点洋红、画枝干、画叶、点托、点蕊、填色、贴底款、烤花等。

在这段创作过程中，徐亚凤负责的是水点桃花的部分。而她旁边坐着的，正是著名的陶瓷艺术大师王锡良，负责绘制枝叶。回忆起那段时光，徐亚凤笑言：“王锡良是大师，而他接的是我的位置，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有点小小的沾沾自喜。”

为了烧制这批专用瓷器，陶研所特定设置了一个新的烧成温度，窑内最高温度达1400度。在没有窑内温度计的情况下，火候的把握全凭10名窑工凭着高超的经验夜以继日地精心操作。

1975年5月25日，第一窑烧出。至8月31日，共烧 22 窑，制出 14103 件瓷器，合格率为30%左右，实际成品约为 4200 件。第一批共给中央送去6套，其中釉上彩3套计147件，釉下彩3套计47件，包括盖碗、和合器、芙蓉花碗、寸盘、茶杯、调羹、布碟、烟灰缸、品锅、大饭勺、菜缸等。

后来，又补烧了一批釉下彩配套产品，包括醋壶、酱油壶、胡椒壶、牙签筒、香烟筒、饭锅、茶叶罐等，以及笔筒、笔架、印盒、悬搁等文具。

“7501”瓷

“7501”瓷无论从造型设计，还是拉坯、绘画、点彩、烧制，均代表了当时中国瓷艺的最高水准。

徐亚凤承担的水点桃花，下笔准确轻捷，桃花疏密有致，浓淡相宜，色泽饱满，花瓣娇嫩欲滴，桃花清丽纤巧，显然已把握了刘雨岑水点桃花技法的真传。

1982年，陶研所将库存的一批当年舍不得按规定粉碎的“7501”瓷，作为福利分发给员工，每个职工分到10件左右。

当时，徐亚凤夫妇的三个子女已陆续进入陶研所工作，“全家五口都在一个单位，发‘7501’瓷时，我家里领到几套，虽然是二等品，但是也很好。”

1996年，一套“7501”瓷以57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落槌而轰动一时。2001年，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一套“水点桃花”毛瓷文具6件套以1148万的高价成交。2003年，4件“水点桃花”酒具瓷杯被新加坡藏家以8000万元成交，创下毛瓷拍卖的最高纪录。

艺术家伉俪：互相欣赏成就“牡丹大王”

徐亚凤初入陶研所学艺时，其实并不顺利，画出来的粉彩烧制后，不是开裂就是起泡。

“我内心还是好强的，我就坐那发呆，就碰上张松茂了。他就讲：吃饭了。我讲：我还吃饭？我很难过，怎么会起泡啊？”张松茂便给徐亚凤解释问题出在哪，还亲自给抹颜色，徐亚凤终于在重烧后成功了。“我就感觉他这个人真好。”

同在陶研所艺术室，张松茂关注徐亚凤的一举一动，其实早有心思。“后来我妈说，我在学校的时候，他就托我外婆，想和我谈。我外婆很有钱，还给了他一间门面，很喜欢他。”

原来，张松茂和徐亚凤外婆家早有渊源。张松茂的父亲张德生，在刘雨岑的画店里打下手，负责填颜色。“后来我舅舅看他蛮老实、人蛮好的，就让他把全家从鄱阳都带过来了。一家子坐着破烂的筏子船，坐一段还要下水来推，就这样来到了景德镇。”

张松茂跟着父亲来到景德镇，也随父学艺，于1956年进入轻工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

张松茂和徐亚凤的爱情故事，因为牵涉到两家的缘分，坊间有玩笑称：长工爱上了小姐，小姐爱上了长工。

“他的爸爸不是跟我舅舅做长工的吗？所以后来这个故事发展到说，张家是帮我舅家打工，长工爱上小姐了。有人采访张老师，他说：想追我，但又有点不敢，因为我条件太好了。”

但张松茂的艺术天分最终吸引了徐亚凤，“我最爱的是他的艺术才华，他聪明，又好勤奋。我也是家里看得重的女孩，从来不做家务的，但结婚后洗衣、做饭、带小孩，我全包，都不让他做，觉得他画画那么好，把时间放在家务上好可惜。不过每天早晨，他会搞庭院的卫生。”

有徐亚凤做贤内助，张松茂可以心无旁骛搞艺术，人物、山水、花鸟瓷画尤为擅长，有着“牡丹大王”之称，享有“全能画师”的盛誉。

张松茂七上井冈山创作的大型陶瓷壁画《井冈春色》，陈列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参与绘制的《森林之歌》大型壁画，陈列于首都国际机场。

景德镇火车站大厅南墙壁画《古阁临风》、北墙壁画《昌江帆影》，为张松茂作品，候车室内的陶瓷壁画《庐山骏马图》，由张松茂与日本陶艺家浦上善次合作完成。

张松茂《三顾茅庐之风雪访贤》

张松茂创作的粉彩瓷板画《三顾茅庐》，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第二块《三顾茅庐之风雪访贤》瓷板画以1300万元人民币成交。张松茂的《国色天香》瓷板画与《西厢记》瓷板四条屏均以千万级成交价拍卖落槌。

张松茂《国色天香》

徐亚凤和张松茂在景德镇陶瓷艺术圈是公认的“神仙眷侣”。虽然有各自的工作室，夫妻也会一起创作。1987年，俩人在颐和园炎夏写生，历时两个月合作完成一套14幅《颐和园》风光与10幅《中国花鸟图案》。

1997年香港回归，张松茂的《紫归牡怀图》大型瓷板画由江西省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区政府，徐亚凤和儿女一起参与。在澳门回归时，张松茂、徐亚凤夫妇又共同创作完成一对《牡子莲心》瓶礼品，由江西省政府赠送给澳门特区政府。

技艺传承不可只讲继承 亦不可只谈发展

经过多年的摸索，水点桃花的技法在徐亚凤手里已娴熟通透。粉嫩娇艳的桃花有呼之欲出之感，又有不争春、不闹春的娴静之美。而寂然吐芳的桃花，配上精灵可爱的小鸟后，动静之机、雅趣之意，不经意间流露无余，可一窥徐亚凤对传统艺术纯粹之美的坚守。

《水点桃花》镶器瓶

《水点桃花》镶器瓶

徐亚凤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婉约的手法，在花鸟画中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抒发胸臆和艺术情趣的方式。

她爱花，种花，又将从“珠山八友”传下来的技艺和国画花鸟的精粹，注入瓷板瓷瓶。将花之纯美，花之意境，加上内心中那一丝丝对花独有的情衷，运之于笔，施之于色，发之于情，在瓷器上呈现一花一世界，和盘托出一位江南女子在多雨而湿润的小镇，对自然、对生命、对艺术的小小心思。

《蝴蝶兰》瓷盘 

《庭卉吐艳》瓷瓶 

  《清香幽远》瓷瓶

徐亚凤喜欢蝴蝶兰，那一抹紫色，或淡或浓，一如心情之或激越或冲淡。

而她笔端写出的紫花，端详之际，总有温柔与倔强的消长，那展翅其间的蝴蝶，似乎呼应着柔和中又不甘寂寞的心动。紫气东来，这些有着祈请诉说意味的紫花，又何尝不在絮语，不在呼唤着生活的安详与美好？这种寓意，又何尝不是芸芸众生所期许的心之所向？

2004年，徐亚凤设计的“水点桃花”瓷盘，由香港科学艺术交流中心和景德镇市人民政府赠予奥运金牌获得者。

2006年，徐亚凤设计的《荷塘清香》《水点桃花》《幽兰飘香》《屏开富贵》《桃花小鸟》等作品入选国家邮政总局发行的《景德镇陶瓷名家明信片》。徐亚凤的《花鸟争艳》粉彩瓷板、《水点桃花》粉彩四条屏等作品，拍卖价均突破50万元。

这些似乎在显示，江南温柔之乡的女子，当拿起手中的画笔，以内心与山水、与花鸟相互唱和时，也在准确地把捉时代在众人心中发出的声音。这一声音，是消解喧嚣，回归大美，是消解苦难，得到美好。

作为“珠山八友”的传人之一，徐亚凤在数十年与“水点粉彩”技法的纠缠与解脱中，对传统艺术的守护有了自己的思考。

在论文《瓷上花鸟说》中，徐亚凤写道：“刘雨岑先生用写意及工兼写的艺术手法，把中国画技法运用在陶瓷装饰上，笔法色彩，真是日致妙境，他画的黄雀、白头、十二红、知更等鸟，不仅深入了解它们种种不同品类的形态特征，并在艺术上掌握熟练的表现技法，更好的继承优良传统，创作更新、更美的艺术形象，因此我们陶瓷美术工作者要努力学习他，学习他认真观察和了解对象的严谨态度。”

徐亚凤强调学习前人的技法，同时又发出自己的观察所得：“继承和发展应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只讲继承亦不可只谈发展。我们继承传统，是为了创新，是为了更好的引导我们向前看，深入到生活中去，来提高和锻炼自己的业务能力，使瓷上花鸟画更好地反映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1、曾智泉、孔洋：《7501瓷——中国的“红色官窑”》，《文物世界》2009年第6期。

2、杨燕：《毛主席专用瓷生产始末》，《文史月刊》2005年3月刊。

（责任编辑：罗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