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室，是对居家斋室的一种雅称。唐代一位叫李泌的官吏别出心裁地为自己的家居书房取名“端居室”。自此蔚成风气，大凡达官贵人都风雅地为家室取个斋堂馆阁类的名号。若明代书画家文徵明就有玉兰堂、停云馆、玉磬山房、歌斯楼、悟言室等诸多的斋室，给人居室多多的印象，其实它大多是有名无实，他的斋号只存在于印章上。在历史上这类例子很多，这也是文人雅趣的体现。

兰室不能仅是明窗净几，阳光月色，它是主人身价学养的外化，故而以文玩、艺术品充实点缀兰室，成了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文人绅士务必要上心去充实、丰富、打理的要务。而这对泱泱华夏文明古国里的士人而言，根本算不上是犯难复杂的事情。

华夏文明五千年，先民代代相传的勃发艺心，造物必寓艺术，创造出了世界上堪称最丰富的精妙绝伦的物事。这些出于实用的器物，无不赋以鬼斧神工的匠心。尽管漫长岁月里不断战乱和天灾人祸，消失摧毁的传世品多多，损失令人悲催，然而古代“以死向生”的厚葬观念顽固地扎根于社稷，故而依然有不可估量的文物艺术品埋葬或窖藏于地下，且时有惊喜的涌现。我中华堪称是地球村里最神秘、最庞大且不可名状的艺术品大宝库，近几十年被动而又轰动的少些考古发掘，就验证了这无可置疑的实况。

依笔者的拙见，艺术源自于生活，赋自于实用。悠长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各时段、各地域、各民族的异而不同又相互磕撞的文化，正是形成理念多元，门类丰富，奇幻灿烂艺术的沃土。所以在文物艺术品这一块，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大可用“没有做不到，更有想不到”的奇诡来形容。从艺术史的角度分析，唐以前的约四千年，大致是处于顺势而为，重制作而少总结，可谓是一大憾事。而自从北宋以降，由于制度的演变，观念的更新，文心的焕发，对先祖林林总总的古物器着手，火热地兴起了从艺术本体着眼的全新而持续的研究风尚。在此时期，各类研讨撰写的文艺巨著接踵涌现，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黄伯思《东观余论》、陈思《书小史》、欧阳修《集古录》《砚谱》、宋徽宗赵佶《宣和博古图》《宣和画谱》《宣和书谱》、苏易简《文房四谱》、赵明诚《金石录》、赵希鹄《洞天清禄集》等等，不可胜数。其中若赵希鹄一书就辑录了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真迹、古今石刻、古今纸花印色、古画等十一项。足见时人用心之专，用力之勤，搜罗之广，风气之盛。可见自北宋始，意与古会且争艳斗丽地开启和拓展了文化艺术史上深远的鉴古、赏古、玩古的新阶段。

要言之，上古的文物艺术品，到了宋代才凸现出其崇高的地位和价值。彼时，全国人口超亿，生产总值约占世界四分之一，文化艺术成为社会的必需，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诚然，在此尤当指出，宋代印刷术的完善和推广，让文人学者图文兼美，呕心沥血的著作得以化一为万地迅猛普及至整个社会。著作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它势必对当时的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力的腾飞生发出强大的驱动力。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代是真正揭示、推进先前四千年文化艺术纳入学术化、系统化的重要节点。故而陈寅恪先生曾称“中华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再推而论之，宋代文人以言之有物且巨量的实证和论述，可信地揭示了过去的混沌迷蒙的历史、人文和艺术；同样，宋代构建了文玩、艺术品学术研究的大纲，开启了对后世传承有序的推陈出新的走向。

倘要谈到华夏文物、艺术品的文玩，若青铜器、金银器、陶瓷、玺印、玉珉、纸砚、笔墨、法书、绘画、古籍、茶器、碑版、漆器、武备、简牍、竹木牙角、金银饰物……何止百门千类，且先民的艺术才智、创作技能是超乎想象、神乎其神的。是不愧为世界艺术史上极辉煌的瑰宝。我们知道，博物馆、美术馆、艺展会对我国而言，毕竟是近世的设置。自宋至今，朝代更迭，而不可胜数的兰室始终是陈列展示古今文玩艺术品的一块神圣之地，它精妙极致地体现了主人的文化取向和意趣，也是心灵憩息的港湾。置身其间，往往会进入思遇迹化、心犀相通的妙境，突现出文化艺术深沉内敛而感人养人的力量。诚如张伯驹先生所称：“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

《兰室撷珍》展，是继2017年韩天衡美术馆举办《兰室长物》文房展的一次后续。重点是展呈宋元明清及近代传承有序的书画、文玩约50类，计505件，较之华夏满天星辰般的文玩艺术品，它仅算得九牛一毛，然豹之一斑，就中也不乏足堪击赏之品。相信在当今崇尚学习，弘扬、繁荣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它会给广大读者提供有益的文玩知识和艺术的享受，也期待《兰室撷珍》展对观者自家的兰室生香、文化加持，会有所启迪。

半年多的艰辛操办，展事得以顺利揭幕，作为策展人的我，谨向为展事付出心血的同仁，埋头苦干的工作班子，乃至诸多慷慨借展文玩艺术品的藏家们致以真挚的谢意。

（文/韩天衡）

（责任编辑：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