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周刊》全媒体记者   罗燕

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开启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更加注重突出重点，突出体制机制改革，突出战略性、全局性重大改革，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凸显改革引领作用，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重点任务、指出了主攻方向。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决定》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明确，路径清晰。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民生周刊》记者专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陈伟。

▲陈伟

民生周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哪些成就？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陈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走过了一条独一无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四个方面的成就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市场经济理念深入人心，这是与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相关联的，思想共识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认识基础；二是市场化的规则体系和监管体系比较完善，人们对于如何利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和发展经济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三是4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历程，全社会逐步认识到了“中国特色”究竟“特”在何处，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功能边界和结合点；四是中国的市场化道路、市场化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样板和示范，表明各国应按自身国情来探寻改革之路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任务是释放改革红利，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对于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系统部署，我主要想谈谈激励机制问题。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基础与核心是解决激励机制问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要从政府、企业、民众以及国内和国外等主体的参与意愿、主观能动性角度来看待改革的有效性，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评价改革的成效，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保护与提升。因此，要持续激发全社会的改革意愿，不断提升改革的行动能力。

民生周刊：《决定》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决定》为何强调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如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陈伟：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放得活”和“管得住”，说的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仍然是市场配置资源，偏离了这一点，经济效率和实现公平都会受到影响。目前社会上有一种否定市场作用的思潮，幻想着重回政府大包大揽的计划经济体制老路上，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必须有清醒认识。当然，市场机制不是完美的，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会造成效率损失、带来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通过必要干预来实现“管得住”目标。

如何同时实现“放得活”和“管得住”，是宏观调控的基本命题，如同人开车，需要按照目标路线和实时路况不断进行微调，不可能整齐划一、一劳永逸。就现实情况来看，“放得活”是当下的主要矛盾，通过保持制度的稳定性、提高制度的透明性、增强制度的灵活性来提高经济发展的信心和活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民生周刊：《决定》提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将对企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陈伟：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定理。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是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个表述里，生产力被抽象为一般性概念，现实中的生产力则是五花八门、场景多样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有各自的适用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孰优孰劣。从现实情况来看，激发经济发展的动能和活力是当前的重点任务，非公有制经济在这方面有其天然优势。《决定》着眼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提出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等等。这些举措将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更大空间，更好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命题。今年6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着眼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结合现实情况，我认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关键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强有力的产权保护，要本着尊重历史、发展眼光来看待问题，避免不必要的政策误解和制度性内耗，特别要避免政府过度执法和选择性执法问题；二是树立长期发展目标，着力培养一批战略资本、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企业要有正确的义利观，更加重视承担社会责任，这也是世界各国企业制度演进的方向；三是创新性的商业模式与管理方式，特别是适应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新要求，提升企业管理的科学性和韧性。

民生周刊：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我国目前取得了哪些显著进展？未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在哪里？

陈伟：构建14亿多人口的统一大市场，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从中国的基础条件上看，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同时存在。有利条件包括市场理念深入人心，制度建设日益规范，数字化所带来的市场整合加速等。不利条件是现有财税体制在鼓励地方竞争的同时，也带来了以邻为壑的冲动，一些地方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财政困难，导致行为短期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主要从市场规则制度、要素体系、流通体制和内需体系等方面，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部署。关键在于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激励机制和公平竞争的审查机制，要用好中央对地方的指挥棒。

民生周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对今后经济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

陈伟：数字经济是人类经济的新形态，是生产力发展的新维度、新空间。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必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解决因人口出生率下降、外部形势变化、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等因素带来的问题。但数字经济是近10多年逐渐孕育的新生事物，无论是数字产业化中的产权与交易规则，还是产业数字化中的劳动关系或伦理规则等，都需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和界定，因而，需要围绕“数实融合”加快完善制度体系。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一举措有三重意义：一是更有效发挥数据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功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二是为中国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地方资产负债表修复提供重要助力；三是增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拓展国际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等创造有利条件。

原文刊载于2024年第15期、7月22日出版的《民生周刊》杂志

原标题：《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陈伟：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责任编辑：罗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