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金石学”刍论

一、“金石”和“金石学”

金与石是两种不同质地的器物。“金”在古代是指青铜一类金属材料，也称为“吉金”或“美金”；“石”是刻石的泛称，其范围很广，如“碑”、“碣”、“阙”、“摩崖”、“墓志”、“造像记”、“神道表”、“表记”等等。“金石”不仅指其材质，亦有深刻的时代、社会、人文意蕴容纳其中。

“金石学”与“金石”是两个概念，不能等同。金石学所研究的对象涵括了金石及其相关的一切物象，如古青铜器、古钱币、碑版、刻石等。清代金石学大盛后，又扩及铜镜、兵符、简牍、帛书、砖铭、瓦当、甲骨、封泥、玺印、诏版、度量衡器等等。金石学即是对以上器物及其铭文、拓片进行研究、考证、著录的学问，并以此为证经补史之资，又延及对相关时代与人文背景、史料和文艺价值等的稽考和研究。故金石学研究广涉传统文化各个领域，如历史、经学、训诂、音韵、古文字、古典文学、古籍版本、书法篆刻等。金石学是一门有其自身研究方法、体系、目的，以及发展继承性的独立学科。

二、中国传统金石学的产生与发展

“金石”一词早在周代就已出现，如战国墨子有“书于竹帛，镂于金石”，荀子《劝学篇》有“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韩非子《守道篇》有“怀金石之心”，至汉代则有西汉《大戴礼·礼察篇》“坚如金石”，《后汉书·王常传》“心如金石”。古代金石实物的产生年代相当早，商代就已经有金石铭刻，如商代的磬和断耳簋。甲骨文在商代、西周都曾经出现过，如19世纪末殷商都城遗址（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大量刻或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周灭商后，甲骨文在西周还延续使用了一段时期。至于青铜器，商周直至秦汉魏晋……都有大量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制作。再作进一步寻觅，还有以铅、锡等金属材料制成的器物，如汉代的买地券。

 

西周青铜器与东汉碑刻是古代金石最为大宗的、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玺印也是金石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玺印源于商代，盛行于两周，至秦汉而大兴，形成印章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砖、瓦、陶亦是金石学重要的研究对象。早在商周时期就有砖、瓦铭文出现；东周时，齐国、燕国、邾国制作了有铭砖，秦汉更有大发展。以瓦而言，从西周到东周是瓦当的滥觞期，到秦代瓦当大量产生，及至两汉，瓦当制作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期。陶器的产生时间较之砖瓦更早，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陶器上刻画原始符号以及带有图腾性质的图形文字，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的陶器刻画符号。

研究三代、先秦、两汉古器物风行于宋代，金石学即以宋代为发端。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与北宋国策有关，赵匡胤得天下后，唯恐别人会以武力夺权，立国之初即定下“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故宋代的文学和书画艺术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北宋时期许多大官都对金石学有浓厚兴趣，如欧阳修曾撰《集古录》，该书是现存最早的金石学专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也有金石学专著（今已佚），其他如吕大临、洪适等都有金石学专著。北宋末年赵明诚撰《金石录》，为金石学最重要著作之一。惜赵明诚早逝，其妻李清照备尝国破家亡之困厄，继丈夫未竟之事业，于南宋绍兴年间终成《金石录》。

清代为金石学发展鼎盛时期，金石著作卷帙浩繁，著名的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黄宗羲《金石要例》、王昶《金石萃编》、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孙星衍《寰宇访碑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毕沅《关中金石志》、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叶昌炽《语石》、阮元《两浙金石志》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印学著作有：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吴大澂《十六金符斋印存》、桂馥《缪篆分韵》、吴式芬和陈介祺《封泥考略》等。陶瓦、甲骨专著有：程敦《秦汉瓦当文字》、宋经畲《砖文考略》、刘鹗《铁云藏龟》等。从事金石研究声名炫赫者，如顾炎武、黄宗羲、朱彝尊、钱大昕、孙星衍、翁方纲、阮元、吴式芬、王昶等，可谓群星璀璨，不可胜数。清代金石研究范围得到全面拓展，撰著体例日臻完善。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承清余绪，金石学成就或有超越前贤者，如罗振玉、王国维、马衡、董作宾、容庚等，然已不复往日之盛。

三、“重振金石学”的意义

近年，“复兴国学”声震神州，孔子学院几乎是遍及全球。欣逢和谐盛世，国学春风又生，西泠印社责无旁贷、时不我待地高擎“重振金石学”大旗，以期倡导当代人文学术和书画篆刻创作研究之发展方向。

然据笔者陋闻，时下亦有对“重振金石学”不以为然者。或曰：今书画篆刻已进入“展览时代”，创作以“展出效应”为尚，金石学何用？或曰：金石学早已名存实亡，其研究范畴多为考古学、古器物学、文献学、文字学乃至印学等所分替。既已不存，何来“重振”？或又曰：早年沙孟海社长在西泠印社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就已明确提出了“篆刻应从金石学中独立”的论断，不正说明金石学已成为篆刻艺术发展的束缚了吗？

金石学真与创作无关吗？金石学真的已经名存实亡了吗？

诚然，当今书画篆刻已进入了“展览”时代，入国展、获大奖似乎是书画篆刻者成功的标志，钻研金石学等并无立竿见影之功效。窃以为，“应试”作品能得奖固是好事，然若无深厚学养为根柢，一旦时风转向，则或将为历史所筛汰。

 

李大钊 《口占一绝》

事实上，名垂青史之书画篆刻大家多为淹通诗文金石书画的饱学之士。如欧阳修既是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又是书法家、金石学家。女诗人李清照散文、绘画、书法造诣亦卓荦不群。清代金石研究的兴盛推动了书画篆刻的繁荣，书画篆刻家尤重金石学等学问的修炼。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以金石学家兼书法家的独到眼光，首倡北碑书法。赵之谦于书画篆刻创作开辟新境，融北碑于其中，又著金石学专著《补寰宇访碑录》。黄牧甫画兼工带写，得岭南风气之先；又醉心三代吉金，创镜铭入印。包世臣、康有为遍览金石碑版，分著《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鼓吹“新意妙理”，北碑书风由此大盛。“西泠八家”之丁敬、黄易金石考藏与篆刻创作相得益彰。吴昌硕精研石鼓、封泥，会心其中三昧，强调“诗文书画金石”相通之理。其《刻印》诗道：“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刻画金石岂小道，谁得鄙薄嗤雕虫?”诸乐三在《记吴昌硕先生》一文中回忆其师学艺道路：“父亲指导他，要刻印必须研究金石学。”正是自幼培养的雅好，使吴昌硕一生耽迷金石，尝叹：“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齐白石书画名满天下，然他对自己艺术评价却为：“诗第一，印第二，画第三，书第四。”可见白石老人对诗文金石修养的重视更胜于书画。郭沫若允为现代文坛大师级人物，金石诗文书画无所不通，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至今仍是金石学、先秦史、书法史、古文字学等经典。国画之巨擘黄宾虹先生可谓是名满天下的金石学家、书法家，尤擅金文大篆，其所著《陶鉨文字合证》是近现代古陶文字研究的首部专著。谈及创作，他说“皆由平日研求金石碑帖文词法书而出”[1]。他在《画法要旨》中说：“金石之家，上窥商周彝器，兼工籀篆，又能博览古今碑帖，得隶草真行之趣，通书法于画中，深厚沉郁，神与古会，以拙胜巧，以老取妍，绝非描头画角之徒所能比拟。”表明了他金石书画融会贯通的创作观。

追求自身的全面修养是中国文人的可贵传统。如潘天寿所说：“金石之学大兴，一时书法如邓完白、包慎伯等，均倡书写秦汉北魏之碑碣，蔚成风气。金冬心、赵叔孺、吴缶庐诸学人，又以金石入画法，与书法冶为一炉，成健实朴茂、浑厚华滋之新风格。”[2]可见金石学绝非与书画篆刻创作无关，其所蕴含的历史、人文、艺术等价值是书画篆刻者汲取学养之不竭源泉，是书画篆刻创作研究获得素材之无尽宝藏。同时，书画篆刻理论与创作的丰硕成果亦对充实金石学的内涵与外延起到极大的作用。历史证明，作为国学精粹之一的金石学，与书画篆刻艺术是比翼齐飞的，是息息相通、互为促进的。

纵观中国美术史，宋代和清代应该是书画篆刻艺术获得全面发展的两个特定时期。而在金石学发展史上，宋、清两代亦是双峰并立。如今国运昌隆，书画篆刻艺术更是空前繁荣，“重振金石学”之提出可谓恰逢其时。

金石学真会成为篆刻艺术发展的束缚吗？

纵观沙孟海先生一生学术生涯，他不但是一位书法篆刻家，更是一位造诣精深的金石学家。由沙老亲定的《沙孟海论书丛稿》收录论文55篇，其中与金石研究相关者几近一半，由此可见沙老对金石学研究用功之勤。上世纪80年代初，沙老亲自力邀著名金石学家商承祚、蒋维崧加入西泠印社，可见沙老对金石研究学者的尊崇。沙老以高屋建瓴的发展眼光为“篆刻学”开宗立科，绝无由此而否定金石学之意。金石学兴，篆刻艺术亦隆，金石学是篆刻艺术发展的基础，绝不是篆刻艺术发展之羁绊。

笔者不揣浅陋，试对“重振金石学”之意义作如下臆断：

其一，从中国书画篆刻的发展历程来看，书画篆刻艺术的全面兴盛总是与金石学之发达相伴偕行，在书画篆刻热潮澎湃的今天，金石学似仍茕居于一隅，略显孤寂清冷，故欲使当今书画篆刻艺术的大好局面长久保持并更其繁荣，必须振兴金石学。

其二，倡导良好学术风气，培育“全面型”艺术人才。由于过去曾有过若干年的排斥与批判，传统文化出现了人才与教育的断层，当代中青年书画篆刻者不乏思维的创造力与技术表现的手段，然缺乏对金石学等传统文化深层面的理解与传承。金石学之重振能够为培育诗、书、画、印综合人才起到积极作用，并进一步彰显中华文化注重综合修养之优良传统，为当今的学术与艺术营造良好的学习与创作氛围。

 

其三，杭州的金石篆刻文化传统渊远流长，清乾嘉后更有“西泠八家”、“西泠四君子”等印坛领军人物涌现，杭州由此被誉为中国的“印学之城”、“金石重镇”。“重振金石学”将进一步传承杭州的金石文化传统，彰显杭州的城市文化特质，提升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形象和地位。

其四，金石学研究之最主要目的是“保存金石”史料，而西泠印社立社宗旨正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故“重振金石学”就是发扬光大西泠印社之立社宗旨。

其五，近年来，金石书画古玩市场的繁荣亦催生了“重振金石学”之需求。在市场经济形势下，金石学亦可发挥“经世致用”之功用。

其六，如今不是都说“缺少大师”吗？所谓“大师”，一定是在传统文化领域具有全面而深厚造诣者，包括金石学的修养等在内。故当金石研究蔚成风气之时，或方能产生如同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沙孟海等诗文金石书画兼通的大师，也可能出现与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马衡、容庚等比肩的金石学大师。

其七，“重振金石学”的目的，不是于故纸堆中皓首穷经，寻求复古，而是要站在今人的立场上去重新解读历史遗存，认识古典在当今的意义和价值，让金石学为繁荣当今文化艺术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八，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其金石书法篆刻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具民族特质的、其他文化所无法替代的艺术样式。套用一句流行语：“最有民族性的就是最具世界性的”。因此而论，“重振金石学”必将使中国古老的金石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绽放出更加熠熠生辉的光彩。

【注释】

［1］陈凡《黄宾虹画语录》。

［2］潘天寿《黄宾虹先生简介》。

（文/郭超英）

本文发表于《西泠印社》总第23辑“重振金石学专辑”

（责任编辑：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