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维克：那一艘驶向光明的船

那一艘驶向光明的船

——近代史重大主题画《北上》创作随笔

今年是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口号”75周年。“五一口号”是什么，它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牵引着什么重大历史事件，今天似乎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鲜为人知。

按照民革中央画院的工作计划，今年举办的“第三届风雨同舟全国美术书法展”中有纪念“五一口号”75周年的主题。在6月份民革中央与国家大剧院合作主办的“携手共进 勇毅前行——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5周年书画作品展”中，我参与了组织策划，亦接触了这个主题。但当时的展览是将民革中央和国家大剧院的藏画合并展出，其中并无涉及此主题的作品。

在这次“第三届风雨同舟”展复评时，民革中央副主席李惠东审核完全部作品后对我说，何报翔主席非常重视这个展览，特别提到应该有一件有份量的反映民主人士响应“五一口号”，由香港“北上”的主题性作品，从复评作品看目前还没有此类题材的画，能否马上创作一张，以使展览更彰显主题性。作为组织者的我既感觉很愧疚，同时也感到很为难。在查阅相关资讯时发现，美术界目前还无人画过此题材的作品，就连前年中国美协组织的“建党百年重大题材美术作品创作工程”也无此选题，这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新中国史、中国政协史、统战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经过思索再三，还是决心应战。时间确实太紧了，仅剩两个多月的时间，且自己手头有大量的既定工作和创作项目，但此画意义重大，不仅要接受任务还要努力画好。李惠东建议，要了解这个历史事件就必须去当年北上人士上岸的中转站大连采风调研，那里有一个专题陈列馆，可以搜集到大量素材。

在民革中央领导的安排下，我与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的井建军踏上了赴大连的采风之旅，由此也进入了那段尘封的历史岁月。

大连民革办公室主任刘莹和办公室的小齐很悉心，安排我们下榻在有着民国特色的“1896花园酒店”。这天晚上下起了蒙蒙细雨，在昏黄的路灯下，我们一行和专程从沈阳赶来的辽宁民革副主委姜立、张帆主任，住进了32号“一荻佳苑”的独立小楼。楼下有三个小房间，二楼是会客厅及卧室。我被安排在了二楼，这是当年张学良和赵一荻住过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这里原是一个叫青泥洼的小小渔村，先被英国人于1840年8、9月间，为进攻天津的英国海军的军舰补给，在此登陆抢劫村庄，进行陆地海域勘测、制作海图，并按照18世纪以来海洋霸主管理，对新占领的地区予以“国际通用”的命名：以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为维多利亚湾；又被俄国人看中并兴建了称为“达利尼”（俄语的意思是遥远的地方）的港口和城市，日俄战争后又被日本殖民统治达40年。近代成为了汉语中的“大连”，由此在这块热土上上演了一幕幕的话剧。北洋政府及民国时期的风云变幻，日本扶植溥仪建伪满政权，日寇侵占东北及抗联的14年奋战，苏联与我军在大连的并肩作战，辽沈战役及民主人士北上至大连，这些都在我的脑中不断地掠过一个个的镜头，交织在似睡似醒的梦中。

第二天一早，在楼下吃了一顿东北口味的西餐早点后，由刘莹主任陪同大家驱车去大连市政协，这是一座叫做“政协会馆”的民国时期老建筑。大楼内设有大连市政协文史馆，陈列有民主人士“北上”的主题及“大连特殊解放区”主题的展厅，在大连市政协副主席、大连市民革主委岳君年和大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关宏志的陪同下，我们详细参观了这两个展馆，系统地了解了“北上”人士的情况及整个事件的始末。随后又驱车来到大连港二码头，这儿是当年民主人士靠船登岸的地方，很远就能从车窗外看到那一座当年港口很重要的标志物——大连港信号塔。在工业时代航船泊岸全靠旗语信号引领，进入电子时代，这座59米高的信号塔便也废弃了。民革大连市委会利用这座信号塔做了一个“民主人士北上登陆地纪念馆”，同时也是市直综合二支部的“民革党员之家”，这座利用现场见证物做的小展馆很有特色，进入这座塔后感到面积并不小，第一层约120平方米，逐层递减，共七层，一二三层为展厅，拾梯而上，围绕着“北上”事件陈列了不少实物、图片和文字介绍，通过大量的照片和实物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岁月。纪念馆的负责人赵科峰是一位很有情怀、热心搜集民革史料、研究“北上”历史的民革党员，巧的是他的长相与年青时期的李济深像极了。他提供了大量对我这幅画的创作有关联的资料和必要的咨询，使我的创作有了基本的保证。

通过整整一上午对这两个展馆的紧张参观，我脑海中有了“五一口号”颁布前后，这个历史时期发生一系列事件的大致脉络：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向往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撕毁重庆谈判协定和政协协议，发起内战并开始迫害一大批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独裁统治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等事件，这让民主党派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大部分民主党派总部和主要领导人，秘密潜往香港，大量进步人士、社会贤达也纷纷避居香港。1948年解放战争大局明晰，4月30日中共中央审度时局及时颁布了“五一口号”23条，其中第四条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主张，第五条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立即得到了避居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鳌、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及民革、民盟、民进、民促、民联、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等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的通电响应。纷纷表示要行动起来，促进新政协会议尽早召开，进而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安排下，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具体组织，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将旅居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350余人，分20批陆续乘船奔向东北解放区。他们先后在朝鲜罗津登陆赴哈尔滨、大连靠港后集结于沈阳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在辽宁联名表达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态度，随着形势的发展北平和平解放，大批民主人士又集中转往北平继续筹备会议。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大会确定了国体、国名、纪元、国旗、国歌、国徽、国都，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法案，选举产生了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副主席中的非中共人士都是从香港乘船北上的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正如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所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由此中国的历史开启了新的纪元。

返回济南后，我就进入了这张画的构思阶段。这个历史事件如此重要，且牵扯人物多、时间跨度大，但如何在一张画上来表现，我一时犯了难。在那个险象环生的艰难岁月，因逃避国民党特务跟踪和保密的需要，300余人民主人士是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分批次安排乘不同的船“北上”的。尤其这些八大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的关键人物，也是分散在各个商船、货船、游船先后“北上”的。经过再三斟酌，才确定了目前这幅画的基本思路，作为艺术创作没必要拘泥于历史的真实，而是艺术性、象征化地将“北上”中的关键人物（八个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及记载中的重要细节浓缩在一艘船上。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常被形容为“同舟共济”“风雨同舟”。我受这一比喻的启发，在画面的构思中有意强调以一艘奋力冲破黑暗的船为主要意象，以突显这艘船的象征性。
    我设想中的这艘船不以哪个具体字号的船为原型，而是一艘那个时代基本样式的老船，准确地讲这艘船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画面中这艘由香港北上的商船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尽管海风还有些凛冽，但是和煦的阳光已经透过云层的缝隙铺洒在甲板上，前方的海面上已见鳞光点点，厚重的船体也反射着耀眼的光芒；甲板上，茅盾（社会贤达）取出手册，建议大家在登岸前这极具纪念意义的时刻签名留念。李济深（民革）在茅盾的手册上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并签下自家的名字，章乃器（民建）、施复亮（民建）、沈钧儒（民盟）、章伯钧（民盟）、陈其尤（致公）也先后过来签名，并称赞这般话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声；郭沫若（社会贤达）受此情此景的气氛感染登高即兴吟诗，马叙伦（民进）、彭泽民（民革、农工）、朱蕴山（民革）、黄炎培（民盟、民建）在一起赋诗唱和，欣赏着彼此的佳作；蔡廷锴（民促、民革）、谢雪红（台盟）、王绍鏊（民进）、李章达（同盟会、人民救国会、民革）围坐在何香凝（同盟会、民革）身旁，聆听老人和谭平山（同盟会、中共、民革）回忆交流当年跟孙中山先生的一系列往事，憧憬即将到来的黎明，无限感慨。第二批的北上民主人士最多故事也多，留下的照片资料也最丰富，这得力于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喜爱摄影，为了这次北上他特意买了一台当时最时髦的“禄来”牌德国120相机。所以我在背景人物中加上了他挎着相机匆匆赶上来欲给大家照相的形象，在构图上也正好起到了前后两组人物间的联结作用。

天空的乌云滚滚，与海水的浪遏飞溅，营造出在险恶环境中压抑的气氛，更衬托出这艘风雨同舟的大船穿越黑暗，沉稳前行、驶向光明的坚定信念。

这张画与我以往的创作有着不少难度，其一是众多历史人物形象的刻划。在这幅画上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近20个且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而这些历史人物多数留下的照片很少，虽有个别人照片比较多，也多是他们晚年的新闻图片，角度、表情和年龄都不合适。这就要求要把有限的照片活用，一是变角度，有的正面变侧面，平视变俯视或仰视。如陈其尤（平视照片变俯视），沈钧儒、黄炎培（正面照片变侧面）。二是变发型变年轻，把老年的照片推向年轻的模样。如马叙伦、章伯钧、李章达等。三是变表情或使其张嘴说话，现有照片多是无表情或很严肃的，予以变化形象的如何香凝、李济深、茅盾、郭沫若等。

其二，是占画面近三分之一面积的船体如何表现。在设计画面时，为了加强这艘船“呼之欲来”的感觉，船在画面中占比的大小及仰视角度就要反复勾划斟选，我勾了多种小构图。为突出画面的气势，最终确定了现在这个样式。在画面总宽4.5米的限制下，突显船体大就要忍痛将我最擅长的人物按比例缩小了，目前画面上最小的人物头像仅有拇指肚般的大小。不少人看了草图后，认为人物很生动建议将人物放大，但那样就须把船压小、整体气势全无，所以未采纳。

在画正稿前，怕大面积的平面船体容易空洞单调，曾设想用拓印法把船体做出些肌理来。但在实际落墨时，则采用了大泼墨的手法画大船，与人物的勾线皴擦形成对比，且这样在笔墨语言上更为协调，就没再使用制作的手段。另外，海水、浪花的感觉也是用笔写出一组组的线条加皴擦来表现，以强调笔墨及线条的韵律感。

其三，这张画中天空的乌云也占了近三分之一的空间，如何处理也颇费周折。天空的处理在画面的大效果上是烘托气氛的主要部分，我亦采取用脸盆大泼墨的手法，先做出了天空乌云的大效果，再用大笔找出云层的分组和层次关系，以写出厚度感、透气感、节奏感，从而烘托出人物玉树临风的伟岸、群雕般的凝重、高风亮节的风采。为了把握好大关系，我将画面垂挂起来，把大笔绑在一个长棍上以延长手臂进行调整，这样做能够甩开臂膀划出那天空中云影的长线，也实现了笔墨伸展的自由。

这张画的准备时间比较长，去大连搜集素材、研究史料、构思构图及画原大素描稿等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真正画水墨正稿，也仅十余天。究其顺畅迅捷的原因，乃是长期的写生日课使之养成的造型能力和对线性素描精髓的体悟，从而使笔墨获得了自由。即使不使用模特、不依赖客观对象亦可得心应手地勾画所需形象，这样既解放了笔墨也节省了时间（省掉了找照片、抠照片，找模特、摆模特的过程）。在创作此画时有记者到现场采访，我即兴说了一段话，被引题目为《给青年画家的衷告》而发出，引起不少人的关注：现在不少青年画家很有才华，但只注重形式感而不愿下造型训练及艺术语言把握的真功夫，更有甚者为了加入“中国美协”报所谓“国展班”学习，老师们教的是如何利用拷贝照片再套上流行风格的构图和颜色，结果作品虽然能入展甚至不几年他也竟能成为全国会员，但就是不会画画（指真正掌握艺术规律后的自己用笔画画）。

通过这张历史画的创作，我进一步地体会到，一个画家必须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才能创作出震撼心灵的作品；要创作好一幅主题画必须深入到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中，把握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才能通过作品讲好这张画背后的故事；画好一张画，就要真正投入自己的感情，带着感情走进所要表现的题材，用自己的人生体悟走进所表现的历史人物。一个优秀画家只有磨炼好技巧才能获得讲故事的能力，才能生动地解读自己所理解的历史；只有把自己感动了，才能通过自己的画笔感动看画的人。

（文/孔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