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驻的“城市新居民”

侯佳伟发现，自己长期以来一直研究的北京市流动人口相关课题，最近发生了许多变化。

 “7年前，我曾做过初步判断，北京市超过1万人的流动人口聚集地会大量增加。不过，最新的数字还是令人震惊，五环内几乎所有街道流动人口数量都超过了1万人。如果将这些街道在北京市地图上一一标注出来，整张地图会被密密麻麻的点所布满。”

身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侯佳伟的新发现得到了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马小红的印证。

近日，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发布了《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3）》，报告中最新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到2069.3万人，远远超出了北京市提出的1800万人口“红线”。马小红说：“流动人口膨胀是常住人口增长的主因。”

2000年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加速膨胀，2012年增长到773.8万，12年间增加了517.7万。按照最新数据统计，北京市每3个人中就有1人来自外省市。

数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口不仅在京城的各个角落聚居，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型城市都出现了流动人口聚集地。随着这种聚集地数量的增加，各种情况也愈发复杂。

“扩编”加速度

作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北京市外来人口聚集区问题研究”项目由国家卫计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主持。当时，侯佳伟是翟振武研究团队的一员，负责开展“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的设计和协调工作，并在调查基础上开展关于流动人口聚集地的研究。

2007年，侯佳伟开始对北京市流动人口聚集地进行跟进式调查，至今已有7年。7年间，无论研究者还是研究对象，都发生了许多改变。

侯佳伟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读完经济学博士后，到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担任副教授。她的身份虽然从学生变成了老师，但研究方向却没有改变，对于流动人口聚集地的研究也更加深入。

随着调研的不断深入，侯佳伟发现，在北京，流动人口聚集地不仅越来越多，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1989年9月9日，《北京晚报》在第一版报道了“浙江村”，这是媒体对于北京流动人口聚集地的第一次公开报道。

随后，“河南村”“安徽村”“福建村”和“破烂村”“画家村”“眼镜村”等陆续出现。这些流动人口聚集地或以人员的来源地命名，或以职业命名，它们既不是自然村落，更不具有行政编制，仅是进京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自发选择集中居住的地区。

最初，这些“编外村”通常集中在城市近郊区，主要因为这里房租低廉、交通便捷、管理松散。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已初具规模的“河南村”，原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二里庄。这里又被称为“破烂村”，只因当时住在这里的流动人口多从事与废品回收有关的职业。

与“河南村”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为数不多的“编外村”主要分布在北京市二环和三环沿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

作为北京市人口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之一，几年前，马小红也对流动人口进行过抽样调查。马小红发现，2000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出现了一个加速膨胀期。2001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年增长量为6.7万。

 侯佳伟与马小红的研究结果得到了相互印证。

在研究过程中，侯佳伟也发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流动人口向郊区集中的趋势凸显出来。流动人口聚集地开始从原被称作“城区”的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向原被称作“郊区”的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拓展。

到2005年底，随着北京市城镇化进程加速，流动人口聚集地的外扩趋势更加明显，“城区”和“郊区”流动人口比重均有所下降。原被称为“远郊区”的通州区、顺义区、大兴区、昌平区、房山区和亦庄开发区，则成为流动人口聚居的新选择。

而最新的数据，几乎超出了侯佳伟多年的研究预期——五环内几乎所有街道的流动人口数量都已过万，换句话说，流动人口已遍布京城的每一个角落。那么，是否还存在所谓的缘聚型流动人口聚集地？

“老乡”全城见

带着这样的疑问，侯佳伟开始梳理重点跟踪的几个“编外村”。在梳理过程中，她又发现了一个新现象。

“浙江村”曾是北京城内流动人口聚集地中名气最大的，其最大特点就是“扎堆”，地缘乡缘情结浓厚。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浙江村’的聚居程度实际上愈发紧密了，但是到了1995年，情况就发生改了改变。”侯佳伟说。

自当地政府开启彻底整治起，“浙江村”的聚居形态被打破，自此他们开始散居于北京南城一带。

与“浙江村”类似，原紧密聚居在北京市东升乡二里庄的“河南村”，因1992年整治而搬迁至八家村一带。这次搬迁使得河南人的聚居程度有所减弱，分散居住到八家村的4个自然村中。

2003年，八家村内由河南人经营的废品回收货场，因严重困扰村民而被陆续拆除，自此，河南人开始向更偏远的地区搬迁，散居于京城。

除“浙江村”“河南村”，其他“编外村”的聚居情况也被逐步打破，呈现出同样的发展趋势。

作为侯佳伟的老师，翟振武教授认为：“地域范围越小，缘聚型的概率越大；地域范围越大，混居型的可能性越大。”

侯佳伟通过7年间对流动人口聚集地的实地调查发现，近些年，缘聚型聚集地越来越少，普遍成为混居型聚集地。

 “这种现象与北京市产业布局调整以及城市功能疏解等因素有关。”马小红说。

对于马小红的观点，侯佳伟表示赞同：“近些年，北京大力发展城市新区，同时进行旧城改造，通过建设科技园区、新城区，把核心城区的产业和人口逐渐向城市新区转移，再加上核心城区生活成本不断走高，也使得人口随之流入城市新区。正因如此，这种外推使得流动人口因地缘、乡缘聚居的聚集地不断减少。”

剔除缘聚因素，这些来自全国各地、混居在京城各个角落的流动人口，早已不知不觉成为北京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留下”而非“流动”

在循序渐进的调研中，研究者们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城市新居民。他们生活在城市里的各个角落，早已楔入现代都市文明之中；他们大都属于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加快背景下形成的移民阶层。于是，马小红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流动人口群体中最难与城市融合的农民工。

侯佳伟的思路是在不断的调研过程中，随着调研客体的变化而形成的。“我们发现这种变化里出现了一个新情况，那就是流动人口升级换代了，这不得不提到整个农民工的发展历程。” 人口迁移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生存，直到现在，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是生存问题。

1958年，新中国通过户籍制度将城乡人为分割开，将人口固定在各自的地方，不再有迁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粮票、油票、布票慢慢放开，人口又开始了自由迁移。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在2000年以后，在此之前流动人口被称作‘盲流’，就是盲目流动的意思。”侯佳伟解释称。

2000年后，流动人口规模迅速膨胀，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有专家发现，他们的流动并不盲目，而是有规律的，是向着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农民变成了工人，所以叫“农民工”。

在侯佳伟对这一群体进行调研的同时，北京市委党校、北京社科院也于同一年，在全北京选取了4000个样本进行抽样调查，发现了许多共同规律。其中之一，便是流动人口不再流动。

他们发现，流动人口不再流动，而是长期居住在北京。此时专家认为，“农民工”这个称谓已经不再适合这个群体，于是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城市新居民。

这也正是侯佳伟研究这一群体的深层次逻辑——“与以前的‘农民工’相比，城市新居民有些出生在农村，却一天农活也没干过；有些甚至生在城市长在城市。”

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城市新居民较父辈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正是侯佳伟所谓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这些新居民却无法摆脱流动人口的头衔，面临身份无法认同的尴尬。

侯佳伟认为，有两个概念不得不提，即流动人口与迁移人口。两个概念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的是，随着空间和时间的改变，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户籍地和现居住地不一致；而区别则在于户口，户口随人同时迁移就是迁移人口，否则就是流动人口。

“改变城市新居民的境遇，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必须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马小红说，当事实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政策的预期，顶层设计就必须做出改变。（本刊记者 崔靖芳 陈沙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