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视角下，应对疫情的几点建议

疫情来袭，给人民生活、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巨大影响，在疫情应对方面借鉴了非典时期的一些应对措施，有效解决了疫情蔓延问题，但也要认识到两次疫情发生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已经不同，制定政策时也应有所区别。200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0.53%，农业就业比重达49.1%，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接近60%，而疫情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大，绝大多数人口还可以依靠农业维生。而到今天，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25%左右，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已不足四成。因此，在制定应对疫情政策时，需要统筹考虑稳定非农就业和经济发展问题，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尽快帮助企业恢复生产。

为支持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渡过难关，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目前，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经济主管部门已连续印发了20余个相关政策文件，超过25个省级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这些政策的出台对缓解疫情冲击意义重大，现结合已有政策举措，从短期解困到中长期应对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一、减负强身，帮助各类市场主体渡过难关。受疫情影响，出现了大面积企业停工停产，企业面临着经营困难问题，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让企业活下来成为当务之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公积金可缓缴等措施。在此基础上，一是建议对受疫情影响而停工的所有企业，在停工停产期间的社保费用全部免除。二是建议企业停工停产期间公积金进行免缴，顺延职工公积金还贷周期，研究允许企业灵活调整公积金缴纳比例的政策。三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四是税收减免，研究疫情期间减征、免征部分税种，放宽税前抵扣条件，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五是通过给予上年度实际纳税返还等方式，鼓励各类孵化器、加速器等平台为初创企业减免租金，鼓励经营性房产企业在疫情期间为租户提供一定比例的房租减免优惠。在关注企业的同时，相关政策要同步对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适用，切实降低疫情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影响，共克时艰，共渡难关。

二、金融支持，增强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应对疫情危机，金融的作用是巨大的，需要创新机制，针对市场需求开展相应金融服务。银保监会已明确提出，做好受困企业金融服务，不得对受困企业进行盲目抽贷、断贷、压贷等。在此基础上，一是鼓励金融机构为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特别是在停工停产时期给予贷款还本付息延期支付，因疫情而停工的企业，在停工期间贷款可延期偿还，且不计入企业信用记录。对为租户减免租金的经营性房产企业也可享受还本付息延期支付的政策优惠。二是鼓励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开展金融业务创新，增加融资便利性，支持企业尽快复工和扩大生产。三是研究制定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贷投入规模、延长贷款期限等相关手段措施，提高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

三、人力保障，确保企业复工复产所需劳动力供给。交通部数据显示，今年春运客流量减少45%；深圳市发布数据显示，截止2月18日春运期间抵达深圳旅客数量同比减少51%。受疫情影响，大量劳动力还滞留在输出地，企业复工面临着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一是尽快完成以县市为单位的疫情风险评估，并建立风险评估动态调整机制，对疫情风险低的地区，适当降低交通管制级别，为人口跨县市流动提供便利。二是鼓励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利用大数据平台，通过农民工专列、定制班车等形式实现劳动力点对点的流动，降低人口流动过程中病毒传播风险。三是对未进入疫区、未接触疑似或确诊病例的和执行完隔离的健康人口通过农民工专列、定制班车等点对点方式进行转移，在流入地可不需隔离。四是鼓励通过共享用工、动员本地技校学生支持企业复工等本地挖潜方式满足阶段性用工需求。

四、财政扶持，引导和扶持重点行业发展。重点行业的扶持主要针对三类，一是疫情发生以来，表现出强劲发展势头，对未来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比如，鼓励建设工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区块链技术等基础平台，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社区管理、城市运营、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应用。二是受疫情影响，国际竞争力下降的行业，要保持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位置，需要对一些解决就业能力、带动能力强的行业，要研究制定符合WTO要求、避免国际贸易摩擦的相关财政支持政策，积极战胜疫情影响。三是对乡村旅游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三产融合发展类项目实施补贴，受疫情影响一些依靠城市居民消费外溢支撑项目损失较大，这类是带动农民增收重要项目，也是近年来政策引导的方向，但是普遍前期投入较大，一旦经济效益不能发挥，对农户的总体影响会很大，建议对受疫情影响较大农户的前期投入给予一定补贴，以及出台相关帮扶政策。

五、加大投入，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新冠肺炎疫情将对我国短期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产生一定的影响，需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实施稳增长政策。在特定时期要扩大财政支出规模，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充分发挥财政政策扩大需求、稳定增长的作用。针对疫情暴露的民生短板问题，围绕民生大事急事难事，以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为重点，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利用扩大政府投资的机会，推动城市化投融资机制改革，创新金融服务和产品，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理顺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放宽准入，完善监管，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鼓励公共基金、保险资金等参与项目自身具有稳定收益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运营。

六、对外开放，增强灾后经济发展内生动力。非典疫情过后，我国充分利用对外开放机遇，参与了全球制造业产业分工，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红利，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预见，新冠疫情结束后，我国所表现出的强大经济动员能力和快速应变能力，必然会引起一些国家的关注和反制。因此，在做好自身发展工作时，也要意识到发展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好应对预案。总体来看，未来我国继续依靠制造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难度加大，对外开放的重点需要从制造业领域拓展到服务业领域，加快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力度，加强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紧密度，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一是要结合外商投资法的实施，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切实扩大金融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对外开放。二是推动对外开放从货物技术贸易向人才引进转变，通过开放市场，以发展机会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参与我国经济发展，通过促进知识产权保护、鼓励技术引进和合作研发等方式，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三是降低外籍劳动力在国内就业的门槛，主动引进外籍劳工，缓解我国劳动力供给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

七、加快转型，切实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随着疫情形势变化，也暴露了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一些短板和问题，需在未来发展中去弥补和解决。一是发挥专业机构的作用，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疫情发生后，对疫情的判断应该由专业机构做出，并提出应对措施，而之所以出现今天这种状况与专业机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有关。未来在城市治理中，要意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要充分依赖专业人员，同时也要给予专业人员相应权力。二是构建以社区为中心的生活圈，强化社区治理能力。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和行政管理事务下沉，寓管理于服务，建立社区与居民常态化联系机制，提升居民生活与社区的紧密度，特别是要加快推动医疗卫生资源的下沉，尽快完善分级诊疗体制。鼓励发展社区服务业，保障和方便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三是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新冠疫情爆发后疫情的快速传播和生活保障物资的大范围调运，需要重新审视大城市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在发挥大城市的核心引领作用时，要推动形成网络化、多中心的都市圈空间形态。在经济体系方面，在强调跨区域经济分工的同时，也要以都市圈为单位建立保障服务本地日常运转的产业体系。

 （本报告由范毅执笔，赵军洁、通振远和张晓旭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