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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福茂:为农民工维权15年

来源:民生周刊2020-01-21 10:43:59

“我们这里有7条藏獒,它们可能不太听话……”

这是时福茂一次代表农民工维权时发生的一幕,用人单位将农民工和律师拒之门外,还进行人身威胁。

作为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15年来,时福茂代理了1300余件农民工维权案件,为农民工讨回工资、工伤赔偿金近亿元。类似的威胁恐吓他受过很多次,虽然现在说起来他都付之一笑,但当时确实是身处险境。

农民工辛苦挣钱不容易,要用好政策和法律为他们讨回血汗钱,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是时福茂的朴素信念,正如致诚律师事务所墙上的4个大字—为了正义。

因为坚信邪不压正,时福茂在为农民工讨薪维权的路上斗智斗勇,从不退缩。他也见证着15年间中国在治理农民工欠薪方面的变化。“2012年以前,农民工欠薪案特别多。这几年,在北京农民工讨薪的案子少了,尤其是群体性欠薪案件明显少了。”

时福茂见证了过去15年我国在治理农民工欠薪方面的变化。图\罗燕

从讨薪到维权

2019年12月25日,时福茂从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拿回一份裁决书,一名农民工与一家大型企业确认劳动关系,获赔8.2万元。

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大,但让时福茂感慨良多,“到现在,国家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政策那么多,但很多企业甚至大型企业,居然还不能执行。”

这个案件中的农民工王爱国在那家大型企业当厨师12年,但公司没有跟他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他缴纳社会保险。

他希望与公司确认劳动关系,并获得加班工资及未缴纳养老保险等相关赔偿。但企业方面称,与王爱国是劳务关系,并否认加班等事项。

在时福茂的帮助下,王爱国提交了居住证、工作证、体检报告、银行对账单、工资发放表等材料,证明双方是劳动关系,因此他获得了7.5万元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和7201元的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赔偿金。

让时福茂感到欣慰的是,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提升了。王爱国所做的并不是一般的“讨薪”,而是维护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等权益。

时福茂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几年,这类案子越来越多。2012年以前,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接到的案子中80%是讨薪,但近几年讨薪案件数量持续下降,只占中心所接案件的20%,大部分案件是农民工要求获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加班费、社会保险等。

据他估计,这些合法权益的维护今后将是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重要方面。这也得益于近年来出台的几部法律,如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11年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险法》等。
相关法律政策日益完善,但时福茂在为农民工维权的过程中发现,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十分薄弱,很多人不知道要签订劳动合同,也不知道要保存出勤、加班等证据,导致在维权过程中非常被动。

“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严格的劳动合同签订制度,但是,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还是不足40%。”时福茂说,他经常为农民工开展普法维权讲座,录制法援小课堂视频,希望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素养,让他们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唤醒沉睡的法条

每到春节前夕,农民工讨薪事件便频繁出现,甚至会出现下跪讨薪、跳楼讨薪等极端事件。
“危险驾驶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在同一天入刑,但执行结果大不一样。”时福茂说,无论是案件数量还是法律效果,危险驾驶罪都远高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在他看来,农民工被恶意欠薪,跟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执行力量不够直接相关。“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几个月才判一个,真的是拖欠工资的老板少吗?”

时福茂经历过这个罪名判定的曲折。2018年6月,北京大兴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范文龙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历时4年终获法院改判,被告人范文龙拒不支付工人劳动报酬95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年8个月。

时福茂是这个案件中农民工的代理律师。2009年至2012年间,范文龙承接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10余项工程,随后将部分工程以书面或口头协议方式分包。

然而,在拿到工程款后范文龙逃匿,没有全部支付施工人员劳动报酬。2016年8月,法院以指控的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为由,一审判决范文龙无罪。同年9月,北京大兴区检察院以该案一审判决确有错误为由提出抗诉。

二审期间,案件承办人与民警一起驱车数百里调查取证。经过上下两级检法机关及时福茂的努力,大兴区法院最终对范文龙作出有罪判决。

虽然恶意欠薪已经入罪,但在时福茂代理的案件中,往往只有农民工在肉体上遭受严重伤害后,才能追究欠薪者的刑事责任。

2011年11月,来自河北的王春雷等6人在北京市昌平区向老板讨要被拖欠的3.5万元工资时,被老板叫来的几个人打伤。后来,经当地公安机关介入,老板才支付了拖欠的工资,后来经过援助律师多次调解,受伤农民工才拿到赔偿款。

欠薪的老板为什么如此猖狂?时福茂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多一些老板因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而被定罪的案例,其他老板肯定会有所畏惧,“这就是杀一儆百的效果。”

1月7日,国务院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用法治手段治理欠薪顽疾,这让时福茂更有底气了,“恶意欠薪就是跟政府作对,跟法律作对。”

给农民工信心和力量

很多农民工维权案件非常复杂,涉及合同纠纷、用人单位变更等方方面面,艰苦的取证、漫长的诉讼、艰难的执行让很多农民工望而生畏。

“很多农民工不敢告老板,不敢打官司。”时福茂告诉记者,他们可能会去上访,或者寻求一些偏激的方式解决问题。

2019年8月,国家信访局启动了律师参与来访接待工作,时福茂是第一个到国家信访局参与接待工作的律师。

在他看来,参与来访接待,不仅需要有法律专业知识,还需要耐心倾听、解疑释惑,化解来访者的不满和心结。

“要相信我们国家的法律。”在接待农民工时,时福茂经常这样劝导。他非常清楚维权背后的艰辛,在办理农民工案件中,他经常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困难,很多次都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但他还是会咬紧牙关,努力帮农民工们走出一条路来。

2005年的童工于浩案件,时福茂是代理律师。14岁的农村少年于浩到北京一家公司打工,左臂被机器绞断。案件从立案到终审获得多家媒体追踪报道,但鲜有人知道,终审判决之后执行异常艰难。用人企业人去楼空,连股东公司都已经成了空壳公司。

在这个案件中,时福茂留下了152次办案记录,其中98次是关于判决执行。

面对于浩父母一次又一次的哭诉,时福茂也很苦恼。于浩的父亲曾多次表示要上访,甚至说要去拦车喊冤,把事情闹大。

时福茂总是不厌其烦地劝导他要坚强起来,一再表示中心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他。最后,通过变卖设备、申请政府补贴等方式,于浩共获得73万元赔偿。

拿到赔偿款时,于浩的父亲拿出一把钱硬塞给时福茂,但时福茂拒绝了。

“援助律师不仅要提供免费法律帮助,更要给受援人信心和力量。”时福茂说。多年来,他一直是这样坚持的。

在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会议室里,两面墙上挂了400多面锦旗,写满了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的感激。虽然从来不接受农民工的钱财谢礼,但这些朴实的感谢让时福茂充满动力,“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2019年12月,时福茂获得司法部颁发的“新时代司法为民好榜样”称号。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也被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评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贡献突出实施单位”。

连续获奖让时福茂备受鼓舞,他说今后将继续手持正义之剑,为农民工讨薪维权,对于他来说,这是选择,也是使命。

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会议室,挂满农民工维权者送的锦旗。图\罗燕

(□ 《民生周刊》记者   罗燕)

(责任编辑:罗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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