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新春即将到来之际，文博界格外吸睛。这边厢，颜真卿《祭侄文稿》赴东京国立博物馆展览之事引发轩然大波，那边厢，上海博物馆也殊为热闹，“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让识宝者纷至沓来。上博已成魔都人流最集中的区域之一，连馆内保安大叔都累瘫了。大江东工作室自然也奔去学习鉴宝。

1月21日，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内座无虚席，为期三天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国际研讨会”在此间举行，90余名来自大陆、中国台湾、香港，美国、德国、荷兰、英国与日本的学者专家们齐聚，探讨这位承上启下、一代宗师的艺术成就。

“好怕大咖们现场吵起来。毕竟，‘双包案’孰真孰假，迄今难有定论。”主办方有人半开玩笑，期待中有点小担忧。

业内人士认为，上博大展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成为深入研究董其昌书画艺术的新起点，有助于学界与公众认识一个真正的董其昌，同时推动中国美术史研究在海内外的进一步发展。

“看不懂董其昌，说明还未真正理解中国书画”

“丹青宝筏”，是大陆规模最大的董其昌艺术大展，以上博馆藏为主，同时向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海内外15 家重要收藏机构商借藏品，遴选董其昌及相关作品共计154 件（组）。

这自然轰动，不少文化人打着飞的来看展。将延续到2019年3月10日的展览，截至目前，已吸引约26万人次参观。

嗯，董其昌大师，就这样成了当代“流量咖”！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书画大师——

明 曾鲸、项圣谟《董其昌小像》图页（上海博物馆藏），本文图片均由上海博物馆提供

晚明杰出的书画大家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思白、思翁，原籍上海县（今上海闵行区马桥），后徙居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

嘿嘿，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为让年轻人走近董其昌，上博干脆为他制作了一份现代简历。

本图由上海博物馆制作

作为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巨大的书画大师，董其昌集前人大成，融会贯通，洞察画坛时弊，以禅喻画，明智提出并倡导“南北宗论”，并在实践上充分印证，创中国文人画理论史又一高峰。

“看不懂董其昌，说明还未真正理解中国书画”——董其昌正是中国书画一把标尺。

“什么是董其昌？”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设问。从1992年开始，美国何惠鉴主持的“董其昌世纪展”开始，肯定了他在书画史上的巨大意义，另一方面，对他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这个展览初衷，就是把“什么是董其昌”呈现出来。

饶有意味的是，逾半个世纪以来，除30年前上海举办过一次学术研讨会，若干涉及董其昌的活动介于大陆外进行，尤其是专题展空白至今。“原因较难把握。”凌利中指出，“总体而言，董氏之书画真伪问题缺乏实质性推进，探讨空间巨大。”

因此，此次上博大展，实属难得。

哪怕是从实际操作角度而言，都难能可贵。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透露，此次展览筹备了数年之久，除了该馆重量级收藏，更汇聚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等15家海内外重要艺术机构的藏品。借展作品占展品总量的近1/3，达40余件，大部分首次在上海公开亮相，有些仅展出十天。如颜真卿《楷书自书告身帖》卷系首次在中国展出，为此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特意调整了当地展陈安排。而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富春山居图》，同样是当地调整展陈并首次带到上海。

元 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卷（《剩山图》）（浙江省博物馆藏）

跨度长达48年间的创作尽收眼底

大展珍贵，有幸参观的书画爱好者们，究竟能看到哪些宝贝？

首先请放心，上博大展有口皆碑，从来不是展品的简单罗列，背后必有思想脉络、独特视角与论断。

这次大展，包括董其昌的古书画鉴藏。如王羲之《行穰帖》卷、怀素《苦笋帖》卷、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剩山图》）、倪瓒《六君子图》轴等，均为对董其昌的艺术、人生与画学思想具有深远影响的前辈墨迹。

这是旨在探讨董其昌置身的“时代土壤”，梳理了他在书画理论、创作实践两方面的师承脉络与艺术渊源。

如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剩山图》），董其昌学画即从黄公望入门，毕生推崇临摹。在“南北宗论”中，黄公望是“南宗”画家核心之一。“无用师卷”的笔墨与图式对董氏作品影响至深。

为全面展示董氏艺术成就，还原其艰辛的艺术探索，展览涵盖他各时期重要代表书画，跨度长达48年。如传世所见其最早画作（《山居图》扇；35 岁）至绝笔（《细琐宋法山水图》卷；82 岁）

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42岁：《燕吴八景图册》，董其昌在北京任翰林院编修时为送友人杨彦履南归而作，画京城和松江两地景色，是他学古而变新的转折期重要作品。

明 董其昌 《燕吴八景图册》之《西山雪霁》（上海博物馆藏）

明 董其昌 《燕吴八景图册》之《舫斋候月》（上海博物馆藏）

《昼锦堂图并书记卷》，是董其昌创作中期（51－62岁）的作品，以青绿设色描绘杂树丰茂、远岫晴空、丹碧相映的江山平远之致。董试图突破院体界画的细谨风格，用董源、黄公望法绘此图，开创青绿山水新画风。画后有董其昌行书欧阳修《昼锦堂记》全文，师法米芾，沉着痛快，堪称珠璧相联。

他的创作成熟期，最著名的代表作便是《秋兴八景图册》。该册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思纵横，参乎造化。笔墨与意境，无不臻妙。题诗录有杜甫、陆游、白朴等人名篇，句中或曰“波上往来舟”，或曰“雨余山更清”。董氏曾言，诗不必与画合，而其笔墨性情透露的高华雍容之意，与婉约典雅之词韵仍为一境。

明 董其昌 《秋兴八景图册》之一 （上海博物馆藏）

崇祯八年（1635）81岁：《关山雪霁图卷》，董其昌参考五代画家关仝所绘《关山雪霁图》的临古之作，熔铸宋元各家笔墨而成自家面貌，是他晚年代表作之一——此作来自故宫博物院。

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1月23日，“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迎来一次较大规模的换展。惠崇《江南春图》卷、倪瓒《六君子图》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等撤下，接替其展出的是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卷》、董其昌《仿赵孟秋山图轴》等32件（套）书画精品。

“双包案”孰真孰假？“董学”呼之欲出

展览名称“丹青宝筏”，是借用王鉴评价董其昌作品以及吴伟业作品之辞。

“宝筏”，原佛教语，喻指世间一切事物由困惑到解决所使用的方法与手段，犹如藉继承董其昌画学思想的朱耷、王原祁等一大批优秀艺术家，皆属得以升堂入室、进入艺术自由王国之彼岸者，个中董氏指点迷津、金针度人，功德无量。

不夸张的说，晚明的董其昌，足足影响着当时及以后的三百余年画坛。

凌利中介绍，由其特殊地位，明末清初之画坛，大都离不开对其画学思想的继承，造就了以八大、王原祁、石涛、恽寿平、吴历、龚贤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艺术家，画派林立、群星璀璨。而随之产生的，便是董其昌赝品空前泛滥，世称“烂董”。

这成了古书画鉴定一个绕不开的难点。

传世董其昌书画，不乏双包现象。比如，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分藏的两本《烟江叠嶂图》卷便是典型的“双包案”。两者孰为真，孰为假？学界争论不休，鉴定结果大相径庭。台北本久为人知，多次在画刊中发表，其真实性长期未受质疑。

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卷》（上海博物馆藏）

上博本原为吴湖帆外祖沈树镛旧藏。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古书画鉴定家钟银兰曾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过相关论文，对台北本提出质疑。据凌利中最新考证，他认为台北本不仅是伪作，而且是由高士奇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临摹的。

凌利中当了一把“福尔摩斯”，认为上博本为真迹，“破案”依据：

其一，清人王鸿绪《横云山人集》记载，1689年春，高士奇获挚友王鸿绪所寄其藏《烟江叠嶂图》卷（上博本），兴奋之余当即和东坡韵作答并题于卷末；次年，高氏乘兴摹了一本亦寄王氏。

其二，将高氏书法风格与台北本逐字比对后，发现该卷所谓董其昌诗题书风与高氏手迹十分吻合，诸如结体、行气、章法皆同，尤其是笔性皆有硬朗尖刻特征，卷中包括“江村秘藏”朱文印在内的高氏钤印皆真。例如，上博本《烟江叠嶂图》中“天使”二字，更接近董其昌题宋高宗《暮春三月诗帖》中“陵”“使”的笔锋。此外，高氏本人亦有自匿真迹、进贡伪本之故实。

“高士奇是业余画家，他的绘画造型能力缺乏专业训练，对复杂的山石结构、空间层次的处理显得无措，即使依样画葫芦，依旧只是描摹个大概。”凌利中通过高清图比对，认为真迹上博本显然更胜一筹。

而此次研讨会，美国学者李慧闻给出另一种观点——两幅《烟江叠嶂图》卷均系伪作，但台北本的艺术性更强，许多特征是真实的——题款、印章衿盖的位置和画面的独特风格。剪影式的云与位于画幅中心黑沉沉的山峦形成对比看，白色的波段穿插于山水构图，以及富有生机的律动的悬崖。

辨伪识真，是董其昌研究的基本前提。可以预料，随着对董其昌书画艺术研究的深入，正如专家在研讨会现场所呼吁的那样，未来，中国画史或许会出现一门“董学”，犹如文学史之“红学”。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大江东工作室 曹玲娟 王文娟 )

（责任编辑：罗芳菲）